开篇所写到的谢家庭院，也是在隐喻这是在写当下的实景，可以看出，这是纳兰在怀念一段情缘。下片开始的那句“此情已自成追忆”，更是证明上片是属于追忆往昔的情感了，而最后一句更是点明了这段情感的时间，是发生在十一年前，如梦一场的时光令这段情感逐渐模糊，但并没有被遗忘。
“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开篇这句的意象，是纳兰常用的，尤其是“谢家”，所以，后人推断纳兰爱恋的这名女子一定是姓谢。不过真相是否果真如此，也只能留待猜测。从词句的字面来看，这首词写得十分华美动人，有种浓郁之美，短短十数字，就将思念者孤独寂寥的心态描写出来，而且还让人仿佛分辨不出，这个月光下的人，到底是被相思所苦的纳兰，还是偶尔神伤的自己。王维开创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一例，而纳兰的词中更是将诗画艺术发挥到了一个巅峰，对一个具体情境的描摹已经到了入木三分的境地。
而后一句“月度银墙，不辨花丛那辨香”，则是纳兰从元稹的《杂忆》中所改出的一句，虽然只是简单改过一个字，但整首词还是相得益彰的。元稹的诗是这样的：“寒轻夜浅绕回廊，不辨花丛暗辨香。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元稹是悼亡诗的高手，他的悼亡诗成就不在纳兰之下，而元稹本人也是多情之人，他存婚前和一个女子有过一段热恋，虽然没有结果，但元稹对那名女子很是看重。这首词便是为那名女子所做。上片先是写景色，后又引用前人怀念的旧文，都是要烘托自己内心的怀念。而到了下片，第一句便是“此情已自成追忆”，纳兰自己也明白，这份感情只可追忆，无法挽回，所以这句词既道出了纳兰的悲伤，也道出了世事的无常。
而后接着一句“零落鸳鸯”，则是引出了最后的结局“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往事已如烟散去，回忆空空，纳兰沉吟至此，才忽然觉出了雨夜后的微凉，他也觉察出，这十一年前的梦，早就该醒了。
纳兰性德虽为康熙皇帝的近侍和权相明珠的长子，但他性情淡泊，把自身的处境和地位看作是难以摆脱的束缚。他和卢氏结婚后，伉俪情深，常以扈从皇帝出巡不能与妻子团聚为苦，所谓“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画堂春》、《台城路》）正是诗人远在塞外，又适逢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触景生情，而对夫妻相思之苦的抒写。
词的上片写天上牛郎织女相会。关于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最早大概见于《荆楚岁时纪》：“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积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缍。天帝怒，遂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后来，人们又进一步敷演为更富有民间色彩的爱情故事。又因织女善织缍，妇女们便于七夕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以乞巧，遂成为习俗。七夕夜，牛郎织女尚且要团聚，而词人却和爱妻天各一方。此时此景，怎能不引起无限的愁思，所以词人笔下的牛郎织女相思，以及想象中他们相会的情景，都揉合了诗人自身的生活体验。
词的下片，由上片牛郎织女的会合而推及到人间。“人间别离无数。”词人把自身置于天下无数有情人不能团聚者之列，在抒写离散的悲苦中融入了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向瓜果筵前，碧天凝伫。”独守空闺的思妇，哪有在瓜果筵前乞巧的心绪呢，她们凝望碧空，羡慕牛郎织女还有相会之时，而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恋人，他又在何方?她们不能不发出痛苦的质问：“连理千花，相思一叶，毕竟随风何处？”“连理”，树枝或树干长在一起的两棵树，比喻夫妇之爱。“相思一叶”，指唐代书生于祜和宫女韩氏在红叶上题写相思诗句，通过御沟流水传递，而后终偕良缘的故事（宋张实《流红记》）。然而，这传说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连理千花，相思一叶”，到底都随风飘飞到哪里去了？在这无数的思妇之中，自然也有诗人的爱妻卢氏在内。所以，词人紧接着把笔锋转向自身。“羁栖良苦”，被王事羁绊、栖寄他乡实在太苦了。而爱妻呢，“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料想在我未回去的空房里，夜阑香冷，彻夜不眠的妻子把枕头都哭湿了。“冷香”，富贵人家的闺房常用香料熏染。性德《青玉案·宿乌龙江》：“料得香闺香正彻。”指的就是香料的香气。初睡时浓郁的香气随着黎明的到来，飘散得很淡薄了，所以说冷香。 “今夜天孙，笑人愁似许！”今夜和牛郎相会的织女，也会讪笑人间这样多的离愁别绪。“天孙”，织女星的别名。诗人通过想象，反衬出人间夫妻离别之恨尤胜于牛郎和织女。
全词通过想象，把真挚浓烈的情感凝结于美丽哀婉的神话传说之中，把自身夫妻相别之恨、相思之苦推及于天下离散的有情人，使词的意境更为深远。语言鲜明生动，无论是描景、写情、用典、叙事，皆如清水芙蓉，清新自然，毫无雕饰痕迹。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月亮因其朦胧、晦暗、可阐释性强，历来是文人墨客们乐于歌颂的对象。这一看上去单调、简明的意象，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也蕴涵着不同的意义和形象。清夜良辰，对月兴叹，文学家们往往会敏锐地觉察到月亮的圆缺不定，同时感到自身的渺小。这时，不同的境遇和心态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抒发。这首双调《折桂令·中秋》即是一首借月抒情之作。
这首散曲作者着力描绘了中秋之夜月光格外的澄澈空灵。通过对澄澈月光的反复渲染，创造出异常清幽宁静的意境与氛围，最后才以对嫦娥发问的形式，抒发了中秋之夜，意欲一醉方休的情致。而其结构则是触景生情，前半写景，后半抒情，转、合融一，用典不露痕迹。凡此皆别具一格。
首句“一轮飞镜谁磨”即是写月。天空中这一轮飞镜般的明月，是谁将它打磨得这般圆滑清亮？比喻和语言虽简单，但不失优雅。这一句反问好像作者在宁静的夜晚，独自一人与月相望后，发出的轻声探问。
“照彻乾坤，印透山河”，明亮的月光仿佛照彻了乾坤大地，印透了大好河山。这句紧承上句反问而来，写“飞镜”的实际效果，也是作者直观感受的延伸。张养浩没有直视月亮的光芒，而是描绘它遍洒在大地、河川、山林上之后的效果。月光与日光不同，不会给人强烈、充满穿透力的印象。月光是阴柔、幽媚之美的代表，“照彻”“印透”是月光无孔不人的渗透、无声无息的轻抚。
“玉露泠冷，洗秋空银汉无山，比常夜清光更多，尽无碍桂影婆娑”四句，写秋夜里清澈透亮的白露，被此时特有的中秋明月映衬得更加洁白、优美。透明的清白色遍洒在整个秋夜的天空里，洗净了平日银河山浪般的星光。中秋之夜的月，较平常更盛，所以说“比常夜清光更多”。月光通透、明达，照在了庭院中的桂树上。澹澹清夜，树影婆娑，明月清光，相与无碍，共同构成了一幅幽静、空灵的图画。
“老子高歌，为问嫦娥，良夜恹恹，不醉如何”，最后四句又是反问。作者引吭高歌，对月起舞，只想问问那月中的嫦娥，这般良夜美景，如此动人心弦，此时此地，何不纵情一醉？这四句表现作者月夜赏景中澎湃的情感。嫦娥是明月的代表，也是美丽和孤独的象征。
张养浩自叹不如嫦娥一样，可以长生长在，看尽世间浮华。但他可以亲身体验人间苦辣酸甜，因此又比嫦娥幸福。这种现世世界的情感与自然世界的永恒之间的矛盾，又一次激起了作者无限悲伤的情绪，所以说“不醉如何”。
总体来说，《折桂令》一曲所描写的月亮既不同于“秦时明月汉时关”，又不同于“月有阴晴圆缺”，更不同于“对影成三人”，但又确确实实继承了先辈文人对月这一意象的阐释，独具空灵、幽远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