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晋的这首杨花词直以柳絮为描写对象,新清可爱,流畅蕴藉。
词章一开始就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柳絮的形态:“似雾中花”,形容其朦胧缥缈;“似风前雪”,形容其飘逸漫卷;“似雨余云”,形容其轻柔淡远,如果说“似风前雪”还有一点袭用前人语意之嫌的话,那么另外两个比喻则完全是词人独特的想象和创造性的描写。以“雾中花”形容化物的当然很多,但以此比譬杨花的都甚为罕见。至于以“雨余云”比喻杨花的确系这位首创,而且十分贴切优美。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杨花的形态之后,词人又用“无情”与“有情”来描写它的神态:杨花无根无系,随风飘荡,看来它实在是一种无情之物,它不眷恋谁,更不执着于谁;但是它又像是很有情有义的呀,它落在浮萍上,使水面呈现一片片、一丛丛新鲜可爱的绿,在遇到它的钟情者时,它也会迸发生命的力!(按:杨花乃柳树子所带的白色绒毛,因而也叫柳绵。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以为杨花落入水中可以使水面长也浮萍。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但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想象。)
下阕又从别一角度描写柳絮杨花的命运:西湖,南陌,东城……随处都可看到杨花的踪迹。造物主似乎派给它一项专职任务:年年去管给春天送行,它是送春的使者,送走了春天它也就消失得无踪无迹。它好像被春风所遗弃,又好像它遗弃了春天──它既像薄情游子,又像薄命佳人。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此诗起句“虎啸”二字,即指张良跟随汉高祖以后,其叱咤风云的业绩。但诗却用“未”字一笔撇开,只从张良发迹前写起。张良的祖父和父亲曾相继为韩国宰相,秦灭韩后,立志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皇”(《史记·留侯世家》)。“破产不为家”五字,点出了张良素来就是一个豪侠仗义、不同寻常的人物。后两句写其椎击秦始皇的壮举。据《史记》记载,张良后来“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诗人把这一小节熔铸成十个字:“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以上四句直叙之后,第五句一折,“报韩虽不成”,惋惜力士椎击秦始皇时误中副车。秦皇帝为之寒栗,赶紧“大索天下”,而张良的英雄胆略,遂使“天地皆振动”。七、八两句“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写张良“更姓名潜匿下邳”,而把圯桥进履,受黄石公书一段略去不写,只用一个“智”字暗点,暗度到三句以后的“曾无黄石公”。“岂曰非智勇?”不以陈述句法正叙,而改用反问之笔,使文气跌宕,不致于平铺直叙。后人评此诗,说它句句有飞腾之势,说得未免抽象,其实所谓“飞腾之势”,就是第五句的“虽”字一折和第八句的“岂”字一宕所构成。
以上八句夹叙夹议,全都针对张良,李白本人还没有插身其中。九、十两句“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这才通过长存的圯桥古迹,把今人、古人结合起来了。诗人“怀古钦英风”,其着眼点还是在现实:“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这两句,句法有似五律中的流水对。上句切合圯桥,桥下流水,清澈碧绿,一如张良当时。岁月无常,回黄转绿,大有孔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下句应该说是不见张良了,可是偏偏越过张良,而说不见张良的恩师黄石公。诗人的用意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未尝没有如张良一般具有英风的人,只是没有像黄石公那样的人,加以识拔,传以太公兵法,造就“为王者师”的人才罢了。表面上是“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实际上,这里是以曲笔自抒抱负。《孟子·尽心下》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表面上孟子是喟叹世无孔子,实质上是隐隐地以孔子的继承人自负。李白在这里用笔正和孟子有异曲同工之处:“谁说‘萧条徐泗空’,继张良而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诗人在《扶风豪士歌》的结尾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可以看作是这首诗末两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写周宣王忧旱祈雨的诗。是所谓“宣王变《大雅》”的第一篇(其他五篇是《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和《大雅·常武》)。
全诗八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写祭神祈雨。正是需雨的时节,然而日日骄阳似火,禾稼死亡,田地龟裂,人畜缺水。这当儿,人们是多么盼望老天降落一场甘霖啊!可是仰望苍穹。毫无雨征(古人常夜间观天象以察云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星河灿烂,晴空万里,夕夕如此。内心焦灼的诗人于是发出了“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的慨叹。无神不祭。无牲不用,礼神的玉器也用尽了,然而神灵们却不闻不问,毫无佑助之意。这苍天啊,好像真的是把降雨的事儿抛在脑后,彻底忘掉了;或许人们得罪了他,他在有意地惩罚人们。三、四两章写大旱的不可解除,主要表达了畏旱之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凶暴狂猛的旱灾如洪水猛兽,无法推开,无法阻拦,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造成了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再继续下去,将国祚难永。然而“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意谓:群公先正,我常雩祭以祈谷实,现在却不助我以兴云雨;至于父母先祖,尤一体之所亲,一气之所感,为什么也忍心看我遭此祸而不救呢?五章写旱魃继续肆虐。山原秃而河湖干,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让人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昊天上帝,宁俾我逐”,老天似乎是要迫使人们离开此地,他是不想让人安居了。六章述失望痛苦之余的反思。也不是祭神不及,也不是对众神不恭敬,细细思量,确实没有什么罪愆,那又为何降灾加害呢?七章叙君臣上下因忧旱而困窘憔悴。末章周王著力鞭策,希望臣子们“无弃尔成”,继续祈祷上苍。最后仰天长号,以亟求天赐安宁作结。
统观全诗,作者对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这场大旱就是死亡之神的降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它会造成怎样的人间灾难,是不难想像的。这首诗在写宣王忧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事天之敬及事神之诚。在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极其有限的西周末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害,对虚无飘渺的天帝和神灵产生敬畏乞求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今人自然不能以现代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来苛责古人。
这首诗兼叙事抒情于一体,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摹景生动;二是夸饰手法的运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夜晴则天河明,此方旱之象。“昭回于天”又暗示出仰望之久。久旱而望甘霖者,己所渴望见者无,己所不愿见者现,其心情的痛苦无奈可想而知。毫无雨征,还得继续受此大旱之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推出“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四句。所以开篇这摹景之句不仅写出了方旱之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并生发出下文,是独具匠心、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句,因而孙鑛称赞这首诗的起首“最有风味”(陈子展《诗经直解》引)。“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这场大旱使周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水之区。山空川涸,禾焦草枯,畜毙人死,大地就像用火烧燎过一样,没一点生气,没一点活力。“涤涤山川”、“如惔如焚”可谓写尽旱魔肆虐之情状,同时也传达出诗人面对这种毁灭性灾害的痛苦、焦灼之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这几句诗虽然称不上“妙合无垠”,但做到景中含情、景中寓情却是很明显的。
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孟子认为是夸饰之辞的典范,备受后世批评家的关注。这两句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突出遭旱损失的惨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的严重,是反映真实,并且凸现了真实的传神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