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草木凋零的季节．相对于人生来说，又象征着壮盛之期的逝去，垂老之年的到来。所以尽管秋光也很美，却很少有入能像唐人刘禹锡那样豪迈高唱：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康熙三、四年间，担任“江西参议”而分守“湖西道”的施闰章年交四十七、八，正将进入老年之期。“顷年在官，引疾不许”，在这样的年龄遇上阴沉的“立秋”天气，自不免要悚然畏警了：回想当年来到临江府，芷是东风骀荡的春日。倘说那时还曾满怀ff春风骑马到江城，正值繁花照眼弱”的由衷喜悦和勤于民事的几多热望的话；那么秋风数度，当诗人又在“萧水、章门三日路”的公务往返中迎来衰飒秋日的时候，却再没有多少令他欣慰的事了——岁月蹉跎，年光如流，壮盛有为的四年多，就这样，逐水”逝去。眼看就要临近老年，怎能不感到深深的怅惘?此诗开篇以“垂老”映对“秋”节，引出“年光一逝去的幽幽慨叹，正表现着许多仕人步入衰秋时共有的苦涩之情。
而且诗人又是在孤舟客宦之中。如果遇上的是“秋风兮婿姻”的晴和之日，则船行江河之间，鸥飞白帆之上，虽说也难免会感到“水阔孤帆影，秋归万叶声”的清寥，毕竟还有青峰黛峦可眺、麦气豆香可赏．现在却是“阴云”沉沉、“急雨”敲篷，诗人所见副的，便只有岸草的瑟瑟偃伏和滩舟的颠荡乱雨之景了。“阴云沈岸草，急雨乱滩舟”二旬，即从眼前实景落笔，勾勒了一幅令人犯愁的动态画面。作为诗人孤消身影的黯淡背景，恰可有力地点示，诗人此刻的心境已变得怎样阴郁和纷乱。
施闰章是一位优时悯乱之士，他的思绪，无疑要比寻常的羁旅之客深沉得多。这些年来，国家时局仍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晚明桂王虽已被吴三桂征平，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义师，却依然坚持着悲壮的抗清斗争。为了安靖东南，清政府调动重兵，屯驻江浙皖赣一带。康熙三年秋七月，还发动了钲台湾”之役。施闰章对动乱的时局颇为担忧，在《中秋对月》诗中，即发出了“好酌清尊满，休教恨白头。不知今夜月，几处战场秋”的叹息。但身为一介饱读“诗书”的文士，他对安定苍生又能有多大作为？“时事诗书拙，军储临海。
内容点评
《辋川别业》是一首写景言情的七律，写王维在辋川隐居时期的田园生活。此诗先写作者来到辋川将近一年，回来时正好赶上春耕的农忙季节。沿途所见雨中浓绿的草色，足可染物；水上火红的桃花像是要燃烧起来，十分迷人。作者与乡间的人们相处无间，无论是僧人还是隐居乡里的老人，一听说作者回来了，都披衣倒屣赶来相见，开怀畅谈柴门之前。这与陶渊明的“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样，表现了乡里间淳朴亲密的人际关系，与“人情翻覆似波澜”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乡间田园生活的喜爱。
前四句诗中作者运用了夸张的设色法。春播的季节，山野之中最惹人注意的就是春草与桃花。春草是怎样的，桃花是怎样的，人们大都有亲身感受。所以，要处理得使人如身临其境，是不大容易的。但王维自有见地，他使用了“堪染”来突出一个“绿”字，用“欲然”来突出一个“红”字，这就是画家的眼光、画家的用色法。把红与绿给予高度的强调——红得似乎要燃烧起来；绿得好似可以用作染料。于是盎然的春意，便通过红绿二色的突出与夸张而跃然纸上了。
颔联两句为传世名句，写的是辋川春天的景色。将静态景物，写得具有强烈地动感，使本已很美的绿草、红花，被形容得更加碧绿，更加红艳。这种色彩明艳的画面，反映了诗人“相欢语笑”的喜悦心情，意境优美，清新明快。这两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秾丽的春景，与“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王维《田园乐七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格律分析
从格律上看，此诗有四处拗，其中前两处可以确定有救。全诗后半部分平仄较为混乱，出律颇多。第一处是第三句“雨中草色绿堪染（仄平仄仄仄平仄）”第五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对句“水上桃花红欲燃（仄仄平平平仄平）”第三字变仄为平救。第二处是第六句“伛偻丈人乡里贤（仄仄仄平平仄平）”第三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句内第三字变仄为平救。第三处是第七句“披衣倒屣且相见（平平仄仄仄平仄）”第五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第四处是第八句“相欢语笑衡门前（平平仄仄平平平）”，首先，第八句与第七句失对；其次，第五字本应用仄声，这里用了平声，三平尾在格律诗中几乎是一种错误句式，但在此诗的特殊情况下，或可理解为是对第七句拗的一种另类补救。此诗还存在“失对”现象。第六句根据第五句平仄情况，格律本应为“平平仄仄仄平平”，但此处却用了粘，是为失对。第八句根据第七句平仄情况，格律本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但此处却用了粘，再次失对。此诗后半部分发生的连续失对，拗而不救，三平尾等现象的集中出现，在格律诗中非常罕见。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