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选自《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佚事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录了汉末到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遗闻佚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晋代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在任御史中丞时，曾上书弹劾王亲国戚，不避权势。后来奉命征讨氐人齐万年，以少敌众，犹斩首万计，临危不惧，力战而死。这篇文章是写周处少年时代改恶从善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只要勇于改正错误，定会成为有用之人。
全文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周处少年时代的为人。作品先点出他的性格，“凶强侠气”，成为乡里的祸害。《晋书·周处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处少孤，……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意思是说，周处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因而无人管束，喜好游猎，不注意自己的品行，肆意横暴，乡里百姓都厌恶他，畏惧他。这篇作品却没有具体地写周处对乡里的危害，而只是把他与蛟、虎合称“三横”。这里是虚写，虽然十分简略，却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蛟、虎危害百姓，百姓畏惧它们，憎恨它们，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义兴百姓却把周处与它们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周处“尤剧”可见周处对乡里的危害之大，乡人对周处憎恨的感情又是何等强烈。同时也为下文写乡人对周处为民除害一事的反应作了铺垫。
第二层写周处杀虎斩蛟为民除害的经过重点突出了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这里是实写，有详有略。由于周处好勇斗狠，争强好胜，所以乡里有人鼓动他杀虎斩蛟。实际上乡人是想利用他除掉二害，使三害“惟余其一”。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周处的憎恨之情了。可是作者觉得渲染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接着写他为民除害后乡人的反应。先写周处杀虎，一笔带过，再写他“入水斩蛟”。作者作了具体细致的描绘：“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这几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处与蛟激烈搏斗的情景。与凶恶的蛟搏斗，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周处毫不畏惧，在水中上下翻腾，一直漂流了数十里，仍然紧追不舍，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周处的过人之勇。然后写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过了三天三夜，乡人还不见周处回来，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以为三害皆除，于是更相庆”，作者把人们对周处深恶痛绝的感情强化到了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样写，就为下文写周处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层写周处决心改过自新，这是全文的重点。先写周处的思想转变。周处斩蛟归来，听说乡人以为他已死而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憎恨，于是有了改过的念头。可以想见，乡人的态度给他心灵上的震动是多么强烈。象周处这样一个“凶强”成性的人，光是好言相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他当头棒喝，才能使他猛然醒悟。当然周处的醒悟还必须有内在的因素为基础。他不仅有“凶强”的一面，也还有“侠义”的一面，即争强好胜。这说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自以为是个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好汉，理应受到乡人的尊敬。岂知人们对他竟如此深恶痛绝，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于是“有自改意”。作者这样写，合情合理，深入地揭示了周处改过目新的内在动力。接着作者写他改过前的思想矛盾。周处想改过自新，但又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最终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请教当时有名的“二陆”(陆机、陆云)。他详细地向陆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思想上的顾虑。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因此陆云就以“朝闻夕死”相勉，并针对他思想上的顾虑，从正面鼓励他：一个人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树立，又何必去担心自己的美名能不能远扬呢？于是周处翻然改过，终成忠臣。作者写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详细具体，而写他改过的经过却极为简略，真是惜墨如金。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突出周处改过自新的思想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按照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周处的，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赞扬周处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处的形象，既写了他与虎、蛟并列，为害乡里的可恶可怕的一面，也写了他为民除害、勇于改过的可敬可爱的一面。这个形象使我们认识到，青年人容易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难得的是立志改正，尤为可贵的是不易初志，抱守终生。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作者精于剪裁，运用虚实结合的写法，突出了周处改过自新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作者虚写周处横暴乡里的事实，而实写他为民除害的过程，是为了揭示他改过自新的内在动力。详细具体地写了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而对他改过自新的过程却一笔带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痛改前非的思想基础。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到周处改过自新的行为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极为简练生动。全文只用了一百九十一个字，却把周处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其简约与生动令人拍案称绝，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这首小诗写得清雅别致，题为“柳”，全篇不带一个“柳”字，却处处有着“柳”的影子。开头“晓带轻烟”四个字为整篇诗作定下了轻淡飘渺的色彩基调。“晚凝深翠”，颜色浓了一些，晨光过后，带了一些暮色。
“长条别有风流处”，这句显得极有动感，同时又饱含着诗人的情感。柳条长飘的动作化在“风流”二字中。
最后一句是柳丝的画面，“密映钱塘苏小家”，好一幅江南春色图。
身为政治家的寇准竟也能够写出如此清新别致的诗作，而且毫不做作，感情自然地流露。想来该是政治生涯的疲倦吧！
不写景而写人叙事，通过一位女子“一夜絮征袍”的情事以表现思念征夫的感情。事件被安排在一个有意味的时刻──传送征衣的驿使即将出发的前夜，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情节性和戏剧味。
一个“赶”字，不曾明写，但从“明朝驿使发”的消息，读者从诗中处处看到这个字，如睹那女子急切、紧张劳作的情景。关于如何“絮”、如何“裁”、如何“缝”等等具体过程，作者有所取舍，只写拈针把剪的感觉，突出一个“冷”字。素手抽针已觉很冷，还要握那冰冷的剪刀。“冷”便切合“冬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情节的生动性。
天气的严寒，使“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女子不那么得心应手了，而时不我待，偏偏驿使就要出发，人物焦急情态宛如画出。“明朝驿使发”，分明有些埋怨的意思了。她从自己的冷必然会想到临洮，那边的更冷。所以又巴不得驿使早发、快发。这种矛盾心理亦从无字处表出。读者似乎又看见她一边呵着手一边赶裁、赶絮、赶缝。“一夜絮征袍”，言简而意足，看来大功告成，她应该大大松口气了。
可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又情急起来，路是这样远，“寒到身边衣到无”呢？这回却是恐怕驿使行迟，盼望驿车加紧了。“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这迫不及待的一问，含多少深情呵。从侧面落笔，通过形象刻画与心理描写结合，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思妇形象，成功表达了诗歌主题。结构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得突兀，结得意远，情节生动感人。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