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绊惹春风别有情”,撇开垂柳的外貌不写,径直从动态中写其性格、情韵。柳枝的摇曳,本是春风轻拂的结果,可诗人不以实道来,而说是垂柳有意撩逗春风。“绊惹”二字,把垂柳写活,第二句,“世间谁敢斗轻盈?”把垂柳写得形态毕肖。“轻盈”,形容体态苗条。诗人极写垂柳美,自有一番心意。垂柳暗以体态轻盈的美人赵飞燕自喻,是紧承上句,以垂柳自夸的口气写出其纤柔飘逸之美。“谁敢斗轻盈”问得极妙,这一问,从反面肯定了垂柳的美是无与伦比的,也显出了垂柳恃美而骄的神情。
后二句“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婆娑于江畔的垂柳,本是无心所插,却害得楚王宫中的嫔妃们为使腰支也象垂柳般纤细轻盈,不敢吃饭,而白白饿死。笔锋一转,另辟蹊径,联想到楚灵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故事,巧妙地抒发了诗人托物寄兴的情怀。诗人并不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而发。试想当时晚唐朝政腐败,大臣竞相以善于窥测皇帝意向为能,极尽逢合谄媚之能事。这种邀宠取媚的伎俩也很象“饿损纤腰”的楚王宫女,“楚王江畔无端种”,“无端”二字意味深长,江畔种柳,对楚王来说,也许是随意为之,而在争宠斗艳的宫女们心目中却成了了不起的大事,她们自以为揣摩到楚王爱细腰的意向了,而竞相束腰以至于饿饭、饿死,含蓄而深刻。
全诗中诗人将矛头直指皇帝及其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直陈时弊,淋漓痛快。诗人采取了迂回曲折、托物寄兴的手法,柔情中见犀利,含蓄中露锋芒,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各尽其妙。旨在写意,重在神似,他虽无意对垂柳进行工笔刻画,但给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这首诗咏垂柳,没有精工细刻柳的枝叶外貌,也没有点染柳的色泽光彩,但刻画出体态轻盈、翩翩起舞、风姿秀出的垂柳,是一首具有韵味的咏物诗。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