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周边少数民族不顺从朝廷搞对立，却没有受到军事打击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时常侵犯边境，使官吏劳苦。当今皇上登位，体恤安慰天下百姓，团结稳定中原内地，然后发动并派出军队到北方征讨匈奴。匈奴王恐惧，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属国，即使需要中介语言翻译才能沟通，也请求来朝廷庆贺，毕恭毕敬地跪拜进献贡礼。于是转移军队东征，致使闽越王被弟弟杀掉；又乘势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来朝廷作人质。南方西方各少数民族的君长不断效力进贡，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人人仰慕倾心，竞相争先归顺，都想被使唤；只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很严重，不能亲自来朝拜。不顺从的已被讨伐，然而表现好的还没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唐蒙去礼节性访问西南各少数民族君长。在巴郡、蜀郡征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运作为礼品的财物和保卫使者以防意外，并没有军事行动和投入战斗的忧患。现在听说他却启用了军事法则，使青年惊惧，老人忧虑；州县又擅自派人去转运粮食和缴纳物。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应征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这表明他们缺乏作普通百姓的品德。
边境地方的人，一听说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骑马奔赴，或扛着武器跑来，汗水不断线淌流，还唯恐落后。他们顶着刀口，冒着飞箭，义无反顾，还主动献计献策，计策也神速见效，人人心怀愤怒，如报个人仇恨。难道他们喜欢死讨厌生，不是中国籍的人，与巴蜀的人不同一个皇上吗？是他们考虑得深远，因而乐意尽老百姓的义务。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职、授爵位的凭证，生前当公侯，住豪宅，死后留美名扬后世，传封地给儿孙。他们做事很忠实敬业，然后才能当官享受安乐，名声永远流传，功勋显著，永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涂原野，膏血润野草也不逃避。现在干点儿搬运礼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杀或逃跑被杀，人死了又无好名声，被称为最蠢的人，还影响到父母也受羞耻，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怀见识相差岂不是太远了吗？然而这不只是应征人的罪过，父兄教育没有率先垂范，子弟遵循教导就不会严谨，就缺少好品德和耻辱感；而且当地社会风气也不纯朴诚实，那些人被处罚、杀头，不也是应该的吗？
当今皇上忧虑使者唐蒙和郡县官吏像上述那样，担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亲信使者把征招士兵的事明确告诉百姓，顺便用自杀逃跑是对朝廷不忠的罪名来斥责他们，用没教育好的过失来责怪乡村小吏。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不想轻易召集人众，给农民添麻烦，已经亲自会见附近县的人，还担心远处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晓。这檄文一到，赶紧下发各县，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注释
喻：《汉书》作“谕”。
辑安：和安，使……和安。
北征匈奴：据《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年（武帝元朔四年）春，以卫青为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六七百里，围左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次年春，卫青再出定襄数百里。其夏，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出陇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同时使博望侯张骞及李广出右北平击左贤王。此后又多次出击，匈奴远遁，“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单于：匈奴的君王。
交臂：古人表示听命服从的手势。略如后人拱手。
受事：臣服。
康居：古西域国名。
重译：经中介语辗转翻译。
稽首：最恭敬隆重的跪拜礼，叩头至地，为九拜之首。
来享：来献，来进贡。
右：往右，向右。汉军东伐闽越，后至南越番禺，故言右。
吊：抚谕，攻取。
番禺：在今广州市。
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居今四川宜宾附近市县及滇东北一带。
效：效力。
贡职：履行进贡的义务。
喁喁然：众人向慕的样子。
自致：亲自致意。
中郎将：指唐蒙。公元前年（建元六年），唐蒙上书言通夜郎事，许之，拜为中郎将，使往通夜郎。
宾：以宾位礼侍，是委婉说平定。
发：征招，招募。
奉：通“捧”，搬运。
币：珠玉、黄金、刀布（货币）。
帛：丝织品。
不然：谓不测之事。
当行者，正被征用的人。
自贼杀：自杀，残害杀戮自己。
烽：烽烟。
燧：烽火。
燔：燃。
旋踵：转身，喻时间短。句谓计策很快见效。
编列之民：编入户籍之民。
剖符：帝王分封诸侯，分剖符节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以为凭信。
析珪：与上互文，以玉作信物。
通侯：爵位名。原称彻侯，避武帝讳改。
东第：甲第，豪宅。
抵：至，当。
相越：相去。
行者：被征用的人。
让：责。
三老孝悌：汉时乡村小吏。
田时：农忙季节。
重：以……为重，重视，不轻易做。
道：民族杂居的县。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如了写作《喻巴蜀檄》的直接原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书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如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开通夜郎、西僰等的由来等等。《史记》的《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的《是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资治通鉴》等也记如其基本史实。在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柯江”的过程中，征发财物很多，巴蜀士兵役夫蜀苦死亡众多，有逃亡甚至自杀者，唐蒙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和不满。于是汉是帝派在朝廷为“郎”官的巴蜀当地人司马相如为使节谴书唐蒙，告诉巴蜀百姓唐蒙蜀苦巴蜀不是皇帝的本意，以此安抚巴蜀百姓。《喻巴蜀檄》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一篇檄文，当作于汉是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季。
《喻巴蜀檄》创作时间距离汉是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今山西朔州）之围伏击匈奴主力失败陆陆两年。马邑之战，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朝为了打通西南夷与长沙、豫章（今南昌）的联系，使陆路、水运畅通无阻，必须保证蜀地的社会秩序不发生大的动荡。而中郎将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各郡陆路、水路大兴徭役，以严厉的法令名义诛杀当地教团组织头领，因此汉是帝派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晓谕巴蜀父老。这是为了集中精力反击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动乱分散精力，影响反击匈奴的基本国策。
汉是帝派遣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意在借助司马相如在蜀地的影响。司马相如以何职务发布《喻巴蜀檄》，史书没有记如，当和第二次出使巴蜀的隆重威风不同，这次可能没有特别升官，只以原职出使，或者就是《西南夷列传》所说的“郎中将”。这次被任命，主要是因为他的“蜀人”身份，文章出众倒在其次。此行的使命相对简单，只限于宣传皇帝的仁德以及这次征发兵役的意义，安抚巴蜀人心。出使所到范围，只在成都附近：“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颜师古注：“近县之人，使者以自见而口谕之矣，故为檄文驰以示远所也。”即是说司马相如亲自在郡治附近的县进行这些工作，远处的县就传发檄文给巴、蜀两郡太守，由两郡太守转发给县、道官员，再宣传给全体百姓。虽然巴、蜀连称，但司马相如亲自到达的地方应该是在蜀郡郡治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喻巴蜀檄》也同时写在成都或其附近。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是一首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篇。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显示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
颔联从静到动，从全景的写意到细节的工笔。先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莺声婉转，流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勤劳，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都写出了初春的生机。“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
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
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诗人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优美诗歌来。
前人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又说“乐天诗极深厚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田雯《古欢堂集》）。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中，体现出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是当得起以上评语的。
此诗写闲居时的生活。诗中生动地勾勒出村童们在刚放晴的傍晚种种嬉戏的情态，同时也写出了农村生活的情趣和农民朴实、知足的思想。
首联“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谢晚晴”，写足诗题中童戏和静观的含蕴。
颔联“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则详写童戏的内容。这两句写出了村童游戏的原汁原味，若没有对乡居生活的沉潜体验，很难写出这样极富生活气息的语句。
颈联则宕开一笔由近及远，由实转虚，将时空的观照视角拉伸予以远观，读者眼前出现了另外一幅画面：村童农忙时节跟随父兄力田耦耕，在春种秋收中，体会稼穑的艰辛、人生的至理；冬闲时则入塾学习，粗通文墨。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刚刚经历宦场炎凉的诗人所欣羡的。
尾联联提及当时宋朝实景：农夫冬闲跟着村里的穷书生学习，但这只是学习极基础的东西，为的是在立契，作保时不被蒙骗。 。
这首诗是陆游免官闲居后的人生体验，是其厌恶官场倾轧、追求澄明心境的写照。不过，诗题中一“观”字，却无意识中流露了真实心态，“观”在这里乃静观、旁观之意，并非完全融入其中与村民浑然一体士大夫的特殊身份决定了陆游可以唯美的眼光透视田园生活，却不一定真能躬行。
这首《桂殿秋》，五句，二韵，二十七个字，纯属短制。在如此短短的尺幅中，织进了词人缠绵悱恻的情思，而且描画出意中人的眉眼。这大约就是该作赢彩的缘故。“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词人以轻灵的笔触描绘了载着他和她的小船，随着回忆的水流，沿江驰向了秋风秋雨的越山的场景。开头一个“思”字，带起“往事”，进而提掣着全词，把全词的内容界域在回忆的范围里；再一个“渡”字，表明词人此行的去向和乘载一乘着船儿沿江而前，至于去往何处，不得而知。词旨并非记游，而是透露一种朦胧的爱情。“青蛾低映越山看”，词人描画意中人的形态，并没有着笔她的眼睛，“青蛾”下面的明眸显得朦胧，从而给人留下想像的余地。一个“低映”，再一个“看”，活画出少女遥望雨色迷蒙的越山的情态。这少女许是有满腹心事。透过少女朦胧望山的身姿，似乎可以看到在她不远处正在凝视着她的词人的形象。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共眠”，极险，险些使词趣跌入邪秽的渊薮。“听秋雨”，极写词人与意中人虽同舸共眠却心愿难遂的凄苦心态与情状。既然是“秋雨”，那么这辰光最多是“已凉天气未寒时”的深秋，但词人却硬说是“寒”，是因为“各自”“小簟轻衾”。小簟，意中人所卧，隐写意中人娇小温柔；轻衾，词人所用，隐写不耐秋凉。或日二人皆“小簟轻衾”也未尝不可；但共眠分卧确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各自寒”便好无来由了。“各自寒”，分明使自然气温下降了许多，其原因当然是“天气不寒人心寒”了。这一韵曲折往复，蕴藉委婉，不言相思愁苦，而极言相思愁苦。
附带提一笔，词人与意中人只是心会神交，并没有结合。尽管好花旁落，词人却旧情不忘，所以有《桂殿秋》。如此痴爱之写，却又不见字面直露，全在一“看”、一“听”、一“寒”中传出；而全部复杂难言之心绪也仅凭一“共”、一“各”字之对相观照间抽引，诚是不凡之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