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周边少数民族不顺从朝廷搞对立,却没有受到军事打击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时常侵犯边境,使官吏劳苦。当今皇上登位,体恤安慰天下百姓,团结稳定中原内地,然后发动并派出军队到北方征讨匈奴。匈奴王恐惧,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属国,即使需要中介语言翻译才能沟通,也请求来朝廷庆贺,毕恭毕敬地跪拜进献贡礼。于是转移军队东征,致使闽越王被弟弟杀掉;又乘势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来朝廷作人质。南方西方各少数民族的君长不断效力进贡,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人人仰慕倾心,竞相争先归顺,都想被使唤;只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很严重,不能亲自来朝拜。不顺从的已被讨伐,然而表现好的还没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唐蒙去礼节性访问西南各少数民族君长。在巴郡、蜀郡征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运作为礼品的财物和保卫使者以防意外,并没有军事行动和投入战斗的忧患。现在听说他却启用了军事法则,使青年惊惧,老人忧虑;州县又擅自派人去转运粮食和缴纳物。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应征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这表明他们缺乏作普通百姓的品德。
边境地方的人,一听说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骑马奔赴,或扛着武器跑来,汗水不断线淌流,还唯恐落后。他们顶着刀口,冒着飞箭,义无反顾,还主动献计献策,计策也神速见效,人人心怀愤怒,如报个人仇恨。难道他们喜欢死讨厌生,不是中国籍的人,与巴蜀的人不同一个皇上吗?是他们考虑得深远,因而乐意尽老百姓的义务。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职、授爵位的凭证,生前当公侯,住豪宅,死后留美名扬后世,传封地给儿孙。他们做事很忠实敬业,然后才能当官享受安乐,名声永远流传,功勋显著,永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涂原野,膏血润野草也不逃避。现在干点儿搬运礼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杀或逃跑被杀,人死了又无好名声,被称为最蠢的人,还影响到父母也受羞耻,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怀见识相差岂不是太远了吗?然而这不只是应征人的罪过,父兄教育没有率先垂范,子弟遵循教导就不会严谨,就缺少好品德和耻辱感;而且当地社会风气也不纯朴诚实,那些人被处罚、杀头,不也是应该的吗?
当今皇上忧虑使者唐蒙和郡县官吏像上述那样,担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亲信使者把征招士兵的事明确告诉百姓,顺便用自杀逃跑是对朝廷不忠的罪名来斥责他们,用没教育好的过失来责怪乡村小吏。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不想轻易召集人众,给农民添麻烦,已经亲自会见附近县的人,还担心远处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晓。这檄文一到,赶紧下发各县,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注释
喻:《汉书》作“谕”。
辑安:和安,使……和安。
北征匈奴:据《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年(武帝元朔四年)春,以卫青为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六七百里,围左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次年春,卫青再出定襄数百里。其夏,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出陇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同时使博望侯张骞及李广出右北平击左贤王。此后又多次出击,匈奴远遁,“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单于:匈奴的君王。
交臂:古人表示听命服从的手势。略如后人拱手。
受事:臣服。
康居:古西域国名。
重译:经中介语辗转翻译。
稽首:最恭敬隆重的跪拜礼,叩头至地,为九拜之首。
来享:来献,来进贡。
右:往右,向右。汉军东伐闽越,后至南越番禺,故言右。
吊:抚谕,攻取。
番禺:在今广州市。
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居今四川宜宾附近市县及滇东北一带。
效:效力。
贡职:履行进贡的义务。
喁喁然:众人向慕的样子。
自致:亲自致意。
中郎将:指唐蒙。公元前年(建元六年),唐蒙上书言通夜郎事,许之,拜为中郎将,使往通夜郎。
宾:以宾位礼侍,是委婉说平定。
发:征招,招募。
奉:通“捧”,搬运。
币:珠玉、黄金、刀布(货币)。
帛:丝织品。
不然:谓不测之事。
当行者,正被征用的人。
自贼杀:自杀,残害杀戮自己。
烽:烽烟。
燧:烽火。
燔:燃。
旋踵:转身,喻时间短。句谓计策很快见效。
编列之民:编入户籍之民。
剖符:帝王分封诸侯,分剖符节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以为凭信。
析珪:与上互文,以玉作信物。
通侯:爵位名。原称彻侯,避武帝讳改。
东第:甲第,豪宅。
抵:至,当。
相越:相去。
行者:被征用的人。
让:责。
三老孝悌:汉时乡村小吏。
田时:农忙季节。
重:以……为重,重视,不轻易做。
道:民族杂居的县。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如了写作《喻巴蜀檄》的直接原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书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如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开通夜郎、西僰等的由来等等。《史记》的《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的《是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资治通鉴》等也记如其基本史实。在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柯江”的过程中,征发财物很多,巴蜀士兵役夫蜀苦死亡众多,有逃亡甚至自杀者,唐蒙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和不满。于是汉是帝派在朝廷为“郎”官的巴蜀当地人司马相如为使节谴书唐蒙,告诉巴蜀百姓唐蒙蜀苦巴蜀不是皇帝的本意,以此安抚巴蜀百姓。《喻巴蜀檄》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一篇檄文,当作于汉是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季。
《喻巴蜀檄》创作时间距离汉是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今山西朔州)之围伏击匈奴主力失败陆陆两年。马邑之战,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朝为了打通西南夷与长沙、豫章(今南昌)的联系,使陆路、水运畅通无阻,必须保证蜀地的社会秩序不发生大的动荡。而中郎将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各郡陆路、水路大兴徭役,以严厉的法令名义诛杀当地教团组织头领,因此汉是帝派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晓谕巴蜀父老。这是为了集中精力反击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动乱分散精力,影响反击匈奴的基本国策。
汉是帝派遣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意在借助司马相如在蜀地的影响。司马相如以何职务发布《喻巴蜀檄》,史书没有记如,当和第二次出使巴蜀的隆重威风不同,这次可能没有特别升官,只以原职出使,或者就是《西南夷列传》所说的“郎中将”。这次被任命,主要是因为他的“蜀人”身份,文章出众倒在其次。此行的使命相对简单,只限于宣传皇帝的仁德以及这次征发兵役的意义,安抚巴蜀人心。出使所到范围,只在成都附近:“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颜师古注:“近县之人,使者以自见而口谕之矣,故为檄文驰以示远所也。”即是说司马相如亲自在郡治附近的县进行这些工作,远处的县就传发檄文给巴、蜀两郡太守,由两郡太守转发给县、道官员,再宣传给全体百姓。虽然巴、蜀连称,但司马相如亲自到达的地方应该是在蜀郡郡治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喻巴蜀檄》也同时写在成都或其附近。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此诗第一句交代宴饮的地点,为下文的展开写出了规定的场景。第二联把大臣们写得不同凡俗,更恰到好处地吹捧了皇帝。第三联突然笔锋一转,由宴会写到了东庄周围的环境。最后归结到宴会上来,收住上文,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全诗用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来介绍长宁公主的别墅,虽然辞藻过于华丽,但是皇家庄严肃穆的一面描绘得很具体,使人对皇帝家那种威严奢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宰相,李峤写出如此的文章似乎很天经地义,这是政治和文学的结合,李峤既将政治目的融到了诗里,又严格按照五言律诗原有的体裁来编辑词汇。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花团锦簇般的修辞堆在那里,皇家的气派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辞藻方能说明。大多数应制诗、侍筵诗都是如此。此诗俗处在于空泛,这也是大多数此类诗词很难跳出的套路。
这首作品是典型的侍筵诗。侍宴写的诗,多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少酸甜苦辣的隽永名言,这样的诗其实流传不广,因为没有什么用,充其量记录一些生活片段,玩一下生涩怪癖的文词,应景显才之为而已。
上片,以拟人的手法,烘托徐守的美好人格和丰厚政绩。
“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推出一个动感镜头:如美人晕腮般的千瓣半白、半桃红的芙蓉花,特地甜甜地为徐守开放。作者总是以灵敏的眼光,丰富的感情,微妙的想象来观察、来体验客观世界,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灵性,于是写进作品里,就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作者用美丽、名贵的芙蓉花来敬赠一位“非使君莫可当此花”者,足见东坡对这位贤明的地方官的仰慕深情。“坐客喜笑”,人花通情。拟人之法,高超绝妙。
“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以设问的句式,更深透一层地把这种花如人意、花超人意的敬仰之情升华起来。“双花不向别人开?”这一过片问话结句,收而难止,留有余味,为下片的深化题旨作了铺垫。
下片,“但看低昂烟雨里,不已,劝君休诉十分杯”,承上问话。
由写芙蓉花的动人美貌、诱人感情到写芙蓉花感人精神、令人忘返:使君呀,好好地看看濛濛细雨中的芙蓉花,它在为你动情而翩翩起舞!劝君多喝几杯满杯酒表示谢意。“但”字一用,上下意蕴,一脉相通。
“更向尊前狂副使,来岁,花开时节与谁来?”自问无答的三句话令人回味。东坡问:明年,芙蓉花开时节,我们与谁喝酒而来?芙蓉花与谁“依依”而开,答案便是余下的想象空间了。
词的上片以拟人的手法,烘托徐守的美好人格和丰厚政绩。下片由写芙蓉花的动人美貌、诱人感情到写芙蓉花感人精神、令人忘返。全词景语含蓄,意味深重。“双拒霜独向君猷而开”,景语含蓄,比直说更有意味。芙蓉花是那样的真情痴情,谁不为之动心。“来岁,花开时节为谁来?”用笔越曲,含情越深,留下了长久的回味。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家世巨富,而天生情种。但这首词中流露出来的愁绪,并非如晏殊《珠玉词》一般的闲愁、轻愁,而是沉挚的深愁。这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唯有真正热爱生命,真正认真生活的人,才会感觉到如此深重的愁情。他们太依恋春天的美好,也太担心春天的逝去,所以他们比平常人感受着更多的愁苦。
上片,作者从阑珊的春意写起,为读者描绘了—幅春夜愁思图。开头两句写作者感到春意阑珊,心绪惆伥。在酒醉后漫倚绿琴,四周一片寂寥,只有绿琴相伴。作者首先交待了时间、地点。时间已到了春末夏初时节,春花开始凋落,面对阑珊的春意,作者内心不禁涌起万般惆怅。项鸿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说的“生幼有愁癣”。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因此,在这样一个寂寥宁静的春夜,作者万般的愁绪无处排遣,只好借酒浇愁。但醉后的心境更是寂寥,于是只好以琴为伴,暂且用琴声慰藉一下孤寂的心情。这里的“相伴住”,形象地写出了作者想以琴排忧,却又心绪皆无的情景。“一枕新愁”二句,写作者夜深难眠,满腹愁绪。“残夜’’正是人们熟睡之际,而作者却嗅着庭院花香,看见满楼月色。这“残夜花香月满楼”句,暗示了作者难以成眠,使读者好像看到作者睁眼不寐沉思忧郁的形象。“一枕”句也生动地勾出作者愁绪绵绵,辗转反侧之状。“新愁”到底是什么,这里没有说,作者在下片才以含蓄的笔法暗示出来。
下片作者用含蓄的笔墨道出了这种“新愁"的由来。“繁重绝管,吹得锦屏春梦远”,终于道出了是隔墙邻居家繁杂的管弦乐声,把自己难成的春梦吹向了遥远的地方。从句子表面来看,似乎是比邻的弦管乐声搅得自己难以入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的托词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作者对隔墙佳人的思恋,才使得他卧不安席。这一点在结尾一句中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打秋千的女子,这才是作者为之辗转反侧而产生“一枕新愁”的根源。夜深人静,作者因相思而产生的种种愁绪却无法传递绐对方。因此,只好把这种哀怨发泄到了庭院中的垂杨上,仿佛那静静的垂杨也不解人意,偏偏挡住了作者的视线,从而使他连荡秋千的女子的影子也看不到。表达了作者对佳人深深的爱恋,却又无法向对方表达的惆怅与哀怨。
总之,这首词以其清新幽怨的风格,缠绵委婉的笔调,以情写景,景中寄情,抒发了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读来令人感到真挚自然。
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