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此时诗人已隐居田园，诗歌主要咏写山水田园之幽趣，带有闲适情味。这首诗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从景物中写出了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前两句写采莲少女的辛勤劳动，后两句点出采莲人的生活乐趣，笔调轻松自然，语言平淡朴素。
“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这两句写采莲少女的辛勤劳动，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日日”是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前一个“日”为代词，后一个“日”是动词。第二句不可简单地把“洲长”和“暮归”当作因果关系，从而理解为，因为水路很长，所以多半到了晚上才能回来。这是不符合事理的，因为“洲长”莲必多，来回一趟，不须整天，“洲长”再现的是广阔的采莲环境，以及两岸的自然风光、小户人家，风土人情；“暮归”表明水面上，采莲船只早晚繁忙。因此“洲长多暮归”可解释为：一望无际的荷塘里长着田田红莲，碧绿的叶子，粉红的花瓣；采莲姑娘们架着船儿来回忙碌，傍晚时刻船儿都满载而归——载着肥硕的莲实，载着姑娘们的欢声笑语，载着无限温馨。
日日采莲劳作，天天早出晚归，这是十分辛苦的工作，然而诗中的采莲人自有他们的生活乐趣。“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采莲人对莲花的珍爱与怜惜，同时也表明他们热爱平常生活、珍惜美好事物的情操。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
首三句直接写友人思念之情。“搅柔肠离恨病相兼，重聚首佳期卦怎占？豫章城开了座相思店。”曲词一开始，就直写思念情。离愁别恨，积于心中，搅动柔肠，使他坐卧不安，以至恹恹成病。“搅”字用得好，形象地写出离恨在他心中引起的波涛，具有鲜明的动感，而离恨与病“相兼”，则言别情导致的严重后果。为了摆脱离恨与病相兼之苦，主人公渴望与所爱之人重新聚首，但何时才能再遇佳期，却难以预料，只好寄希望于占卦，可是这卦怎个占法，又茫然不知，那聚首佳期就更谈不上。“重聚首佳期卦怎占”一句，凝聚了人物复杂的感情，有盼望、希冀、焦虑以及不安，颇为传神地刻画了他思念恋人时的心理活动。“豫章城开了座相思店”一句，暗用双渐苏卿的故事，叙说友人相思之苦。这个故事宋元时广为流传，被编人戏曲词话，《水浒传》写白秀英说唱“诸般品调”，就有“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段子，《香泥莲花记》中苏卿金山寺题诗，也有“高挂云帆上豫章”之句。这里借用此典，不一定是说所爱之人为人所夺，只是借以强调相思。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以“开了座相思店”来形容对恋人思念之重，写法却新奇别致，同时也为下面以商贾行话比喻愁闷作了准备。
中间两句作者用商贾行业词语来描写相思的愁闷之情。“闷勾肆儿逐日添，愁行货顿塌在眉尖。”这两句结合人物特定的市井生活环境，描绘友人愁思日增，烦闷不已，写来饶有趣味。勾肆儿是宋元时都市的游乐场所。这里，诗人写友人忧郁成病，只好到勾肆消遣散心，然而相思难禁，愁闷依旧袭来，“逐日添”一语，是说愁闷与日俱增。这一句，从时间的角度来写愁思愈久而愈深。下一句，则把抽象的愁思比作具体的物件，形象地描写了它的沉重。此句的“行货”“顿塌”即愁思像货物一般，积压在他的眉尖，简直使他喘不过气来，这愁思是何等的沉重。
末三句同样以商贾之语来描写相思和愁闷，但角度稍有变化。“税钱比茶船上欠”，这里的“税钱”比喻相思，既然彼此相爱，就得付出相思的代价，犹如商家必须缴纳税钱一样。这相思的“税钱”到哪里追比呢，只有茶船上。诗人又一次使用了“豫章城”的典故。苏卿系为茶商所夺，作者再用此典，似乎是暗示友人之所爱为强有力者夺去。乔吉的另一首《水仙子·嘲人爱姬为人所夺》可作参考。这也许是前面“重聚首佳期卦怎占”的原因。“斤两去等秤上掂”，此句说愁思的轻重要用等秤掂量，同样也是以具体事物来作比喻。这句同样带有浓厚的商贾色彩，与前面的描写相一致。最后一句“吃紧的历册般拘钤”，概括全首，意思是这一切就像在账本上记着似的无法改变。这一句，使用了几个宋元时的方言俗语，连同前面的商家行话，构成了全曲鲜明的俚俗特色。
这首小令最大的特点是语言通俗，多用商贾行业词语来描写相思恋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商业活动的繁盛。在元代，散曲流行于城市，被称为“街市小令”，它被染上商业色彩，是毫不足怪的，这正是它和诗词创作不同的地方。
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几、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人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