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写爱情的欢悦和失恋的痛苦，运用铺彩摛文的手法来刻画女主人公丰富的感情活动。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追忆初识的光景；然后是回忆热恋时的情景；最后是抒写被弃的景况。
在描写热恋情景时，诗中一连用了十一对问答句子，显露了热恋中人心灵的激情颤动，和他们对幸福的热烈追求。吟哦之下，仿佛看到他们一次次互赠信物，以表“殷勤”之意，听到他们频频指物为誓，以示“拳拳”之心。在抒写失恋痛苦时，诗中一连用了四个“与我期何所”，仿佛看到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焦灼地等待情人前来赴约，一次又一次经受着失望的折磨。诗人成功地采用排比铺陈的笔法来加强感情的冲击力。
诗题“定情”，有镇定其情的意思，正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是闲止其情的意思。此诗在技巧上大多用直叙法，唯中段在写男女之情时，反复比喻，十分突出。尤其诗中提到的汉代妇女的饰物更是保存之珍贵的资料，如：从“绾臂双金环”句中得知汉代妇女有在手臂上戴金环的装饰；“约指”就是指环，除了金、玉之外也可以用银制成；妇女又有耳上戴明珠珰，肘后结繁香囊的习惯；至於“跳脱”就是臂钏，俗名镯子；罗织的缨带上还悬垂着美玉；还有金箔的发簪；玳瑁的钗；至於妇女的服装上有纨素做的三绦裙，就是装饰着三条花边的裙子；又有白绢做的夹层“中衣”，是近身的衣服，穿着小衣之外，大衣之内。
《文选·洛神赋注》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两句，不见于今本《定情诗》中，可见《定情诗》中尚有脱文。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这阕小词，可以说是一幅情景交融的暮春归舟图，只是其中漾着的意绪，却分外勾人。
词的主体，是船上的人。但船上却只以“一篙”隐过，而通阕词则皆莫不是舟中之“人”眼中之所见，以及身心之所感。
春天已快过去了；楝花风吹得这急。“楝花风”，标明时间已是春末了。因为从“小寒”算起，至第二年的“谷雨”，其中凡八个节气，一百二十日，每五日为一候，每候应以一种届时要开之花，故称为二十四番花信风。其间梅花最先，楝花最后。楝花过后，便已入夏了。此时，他坐在小船上，是在回家去的路上；但人却似乎并不愿意；是以还不时要回过头去看看。但霏霏细雨，夹着漫天杨花，使南北东西，蒙蒙一片。这分明是一个不宜上路的天气，恰如他此时凄迷的心境。如此一来，这“回首”二字就有了着落，也难怪他于“归”不是喜而要着以“催”字了。这催人之风雨，显得极其无情。
分明是“归”，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不愿和留恋，诗人没有写，甚至连这心情也只于那“回首”的眼光和“凄迷”的意绪中流露。
这下阕在词的章法上放在最后，在内容上却是词的主体，是最先的存在。然而却在词面上颠倒了次序：将首先出场的却故意隐去，而将之置于下阕补出。
这也难怪，因为主体先自存在，若无感受，自然也就不显主体了。是以词一开头，便是那一个入眼的小小的渔矶上浣衣的女子。“袜罗溅春泥”，固然是系心者未免看得仔细，却也透出了无意中的关爱和怜惜。不知是他想到了他家的她，还是以想到了为之“回首”之处的她。
他还来不及分辨，他乘坐的小舟已冲到了石桥前。所以说是“石桥”的，这是因为板桥是用不着“画”的，能在桥上作浮雕之花纹的，自然是石板架起的拱桥了。昨夜下了一场大雨，溪水涨了，所以石桥也显得“低”了，水急桥低，他得赶紧趴下，于是便打断了他对于那浣衣女子的判断。这一下，人是过桥了，却为读者留下了这一幅谜似的勾人挂念的画。柳絮夹着细雨的迷蒙的溪水上，那溪边的矶头，有浣衣的女子；溪水上正有一只小船，从石桥穿了过去。在这凄迷的空间，也许只有捣衣间断的杵声和着流水的涓涓声，似闹而实静。倒是于这无声的迷蒙之巨大的空间，它所给予人的是一种推不开的怅惘。更妙在它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只用以构成这一幅淡淡的水粉画，让读者好一个思念。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