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