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司马相如美丽文雅,游说到梁国,梁王非常喜欢。邹阳向梁王诽谤我说:“相如美丽是美丽,然而衣服姿色艳冶,妩媚美丽不忠实,将要用甜言蜜语讨得大王喜欢,到大王后院去和后妃姬妾游玩,大王没有察觉吗?”
梁王问相如说:“您贪恋女色么?”相如说:“我不贪恋女色。”梁王说:“您不贪恋女色,同孔子墨子相比如何?”相如说:“古代回避女人的人中,孔丘听说齐国赠送美女到鲁国就跑得远远的,墨翟望见商代曾淫乐的朝歌城就倒车回头,这好比防火躲到水里,避水淹跑到山上,是没有见到能引起欲望的,凭什么说不喜爱女人呢?哪像我,年轻时在西部地区生活,一个人独住,房屋宽大,没有人和我玩乐。我东边隔壁有个女子,美发如云,双眉如蛾,牙齿洁白,颜面丰盈,浓装艳抹,容光焕发。经常高高翘首向西顾盼,想留我一起住宿;爬上墙望我,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弃而不回应。”
“我仰慕大王的高尚胸襟,驱车东来,路过郑国、卫国和桑中等淫乐成风的地方。早上从郑国的溱洧河出发,晚上住在卫国的上宫。上宫空着房间,寂寞到空有云雾,白天也关着门窗,幽暗不明像神仙住所。我推开房门,造访室内,香气浓郁,帏幔高挂。有个美女独身居住,娇柔地躺在床上,奇花般安娴美丽;性情贤淑,容光艳丽。看到我就恋恋不舍,微笑着说:‘贵客是哪国公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于是摆出美酒,进献鸣琴。我就弹琴,弹出《幽兰白雪》的曲调,美女就唱歌:‘独住空房啊无人相依,思念佳人啊心情伤悲!有个美人啊来得太迟,时间流逝啊红颜衰老,大胆托身啊永远相思。’她身上的美玉首饰挂住我帽子,丝绸衣袖飘拂在我身上。时已向晚,冬气昏暗,寒风凛冽,白雪飘洒,空房寂静,听不到人声。当时,床上用品已经铺陈,服饰珍贵稀奇,金香炉燃起香烟;床帐已放下,被褥一层层铺着,精美的枕头横放床上。美女脱去外衣,露出内衣,雪白的身体裸露,显出苗条的骨骼,丰满的肌肉,时时贴身来亲我,感到柔滑如凝脂。我却心情平静,思想纯正,誓言真诚,守志不移。远走高飞,与她长别。
注释
闲都:文雅美好。
梁王:梁孝王刘武,汉文帝刘恒之子,景帝刘启同母弟。
邹阳,梁孝王客卿,齐人。
闻齐馈女而遐逝:《论语·微子》:“齐人归(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由大司寇摄行相事,齐国怕鲁国因此强大,送美女良马给鲁君,季桓子出面受礼,鲁君由此怠于政事,孔子离职去鲁至卫。
辽廓:宽广的样子。
翘翘:仰首。
郑、卫:西周至春秋的两个诸侯国。
溱、洧:二水名。在郑国(今河南境内)。
上宫:取以代指淫乐之地。
云虚:云雾空中。言其寂静。
暧:幽暗不明。
黼:帐幔。
迁延:拖延,迟疑。
廓:空。
玄阴:冬气。
谧:静。
金鉔:金属香炉,以机环扣合,成球形,能旋转滚动而其体恒平。
亵衣:内衣。
脉定:血脉稳定,平静不激动。
秉:持,守。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第一首的主旨是伤春。词中,先写春向人们告辞,柳、兰喻春含泪挥手而别,后写一个女子惜春情态,一边惋惜春天的归去,一边又觉得春天对她也有无限依恋之情,作者以拟人手法,把人的表情动作赋予春,有依依难舍之情,郁郁感伤之意,抒发了惜春、伤春的感情。构思新颖,描写细腻,手法多变,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的“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去也”两字感情色彩极浓。在临别之际一声“去也”。抵得上很多言语,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后来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词“愿去去千里烟波”,连用两个“去”字,也是为了突出他心头不忍去、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的复杂感情。这是从春的一方即客观的一方言之。再从爱春、惜春的一方即主观的一方言之,则“去也”两字更为关情。《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句云:“听得道声“去也”。松了金钡;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如果借来作为“去也”两字的注解,就不难想象那种爱春、惜春而又尤计留春的惆怅之情。“多谢洛城人”则又转换角度,以春天的口吻,向惜春之人遥遥致意。作者在短短七字之间展现了两种不同视角的转换,挥洒自如,更显示出其杰出的想像力和文字驾驭能力。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泡露似沾巾”两句,紧承前句“多谢洛城人”而来,不写人之惜春,而先写春依恋人,描绘出一幅气韵横生的送春画图,且看那纤弱的柳条随风依依轻摇,就好像挥手作别轻扬起的衣袖;而葡花沾满露珠,更有如一位不胜嫣羞的美人,在离别之际泪湿纸巾。
“独坐亦含颦。”如果说,前面四句都是从春的惜别一边着笔的话,那末这最后一句写到了惜春之人,即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句中的“独”字可以领悟到,这位抒倩上人公的心情非常寂寞惆怅。旖旎的春光曾给她以欢乐与安慰,或者说,曾激励她满怀憧憬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曾几何时,春闹花谢。欢乐成为过去,安慰被失望所代替,理想也终于落空。愁绪煎熬使她坐卧不安:从句中的“亦”字可以表现出除“独坐”以外的独眠、独酌、独吟都已一一行之而终于无法排遣愁绪。在百无聊赖之中,惟有借“独坐”以自持性情,但“独坐”既久,仍不免颦眉蹙额,为愁绪所包围,由此总见得愁绪缠绵深长而避之无由了。
第二首的主旨是惜春,其抒情线索十分显明,抒情的中心非常突出。前两句在词意上是一层转折,次句的“艳阳年”与第三句的“桃花流水”在字面上也构成一个转折,两个七言对偶句与结句在虚实关系上又形成一个转折,通过这层层转折,层转层深地传出了充溢在词人心头的“惜春”意绪。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首句重复第一首的发端,既加深了咏叹的意味,强化了作者伤春、惜春的情感,在结构上也起了与第一首互相呼应的勾连作用,感慨春天的“大势”已去。次句中的“艳阳年”,即“艳阳天”,指阳光灿烂、风光旖旎的春天,“余春”尚在,大家赶紧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好地赏玩一下暮春的风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描写了词人为自己“惜春”的行为所做的打算,桃花凋落,飘洒在溪流水上,这正是暮春常见的景象,倘若桃花落瓣已被流水飘尽,那春天的身影就是确实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词人愿意在溪水边的草茵上席地而坐,面对着落花流水,斟上一杯春竹叶酒,慢慢地喝,悄悄地看,静静地想。
“惟待见青天。”强烈表达出希望自己拟想中的“惜春”行为能够实现的心声。纵然风景无限好,倘使碰上个淫雨连绵、路滑泥烂的天气,这一番打算就全都落空了。所以诗人末句希望老天爷能够帮忙,给人间送来个无云无风的大好晴天。
这两首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表现了从人到春,又从春到人的三次主角转换。作者不写人惜春,反写春惜人,将人情物态揉为一体。构思新颖,手法多变;语言朴实无华,结构紧凑奇巧。全词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全词在行文上,前两句总述,后两句分叙,在分叙中又以“忆昨”和“今朝”的时间词标明,既说明词人在“邢州道上”的奔波进程,又可见诗人浮想联翩,情随景出的思绪,显得眉目清楚,词气贯注,再加上在抒情中熔叙事、怀古、议论于一炉,更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上片写道中所见。起首二句写秋色阴冷,秋风劲厉。用并刀相比、冰肌刺骨,好象刀割,可谓想象奇特,比喻尖新。写风劲,不仅用“卷涛”的夸张描写,更用一个“酸”字加以渲染,就突出了秋风直射眸子的尖利、寒冷和惨烈感,两句词采用比喻、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生动地写出词人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独特感受,从而为下文“三河年少客”的英雄豪举提拱了典型环境。后三句写“三河年少客”在林中骑射的情景。古称善射者为“射雕手”,在西风劲历,寒意刺骨的深秋,竟有英雄少年呼朋引伴、冒风冲寒,驰马弋射,这确是一种粗犷豪举,一个“醉”字,更是醉态淋漓,神情毕现,词人以赞赏的笔调刻画了这一幅深秋醉射图,形象生动风格雄健“粗豪”两字,更是感情贯注,笔力千钧。
下片写怀古心情,词用“残酒忆荆高”换头,字面上,从少年的“醉射”引出自己的“残酒”;内容上,从写所见转入怀古;感情上,从赞扬少年变为感叹自己,承上启下,过渡自然,一个“忆”字更是有力地领起下文“荆高”,指荆轲、高渐离,其实也包括豫让的事,这里只说两人,是为了押韵,二是限于字数不能遍举。接着词人回顾了春秋战国的两曲“燕赵悲歌”:一是关于荆轲和高渐离的事迹,二是豫让复仇报主的故事。两曲悲歌流传至今,使人激励,也使人叹息,这就是“事未消”的含义。词人触景怀思,心灵也深受震撼,因此,他乘车过易水时,深感其“寒”,这“寒”既是对自然气候的实写,也是历史往事的重现,更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这里有对荆、高壮志未酬的惋惜,也有对自己霜刃未试的伤感,但作者并不颓唐,在过豫让桥时忽多“慷慨”,这“慷慨”,是对豫让坚持复仇报主、耻于苟且偷生精神的赞扬,也是对自己不甘沉寂、勇于奋起的激励。作者缅怀三位壮士是借古人的悲壮事迹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慨,抒发壮怀激烈的雄心。慷慨豪气,力透纸背。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