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咏萤名作，以其赋物工致妥帖且深寄亡国之恨，颇为诸家笺评者称美。
词的上片，以“萤”起笔，写萤的初生情境与情状，暗蕴词人对身世的慨叹。古入以为萤为腐草所化，“初化池塘草”，既据此说，又不拘泥于旧意，换“腐草”为“池塘草”，状写萤之初生环境，使人顿生池塘生春草之感。“碧痕”似一弯春草，又似初生绿萤，既状初生之草，又写初化之萤，萤草两碧，意象新颖秀美。且“碧痕”二字，冠于篇首，突出其强烈的视角色相之美，辅之以池塘春草温馨情境的渲染，延用“化”字的神态之妙，复加“初”字，遂将腐草所化的凡俗之萤描画得鲜活动人。次句“荧荧野光相趁”，描摹初化后的成萤飘忽原野荧光闪烁的情态。潘岳《萤火赋》云：“熠熠荧荧，若丹英之照葩。”“荧荧”二字，词人借其意义，言萤光之美；且此处更着以“野光相趁”，以“野”写光，视界扩大，并为“相趁”作铺垫。“相趁”二字，以人写物，言萤飞行原野，相互追逐，嬉戏无忧，细节选取真切，笔意明快传神，将小小生灵出落得活泼娇媚，可近可亲。此起首两句，既擒住题旨，又以光色点染意象，时空烘托情境，二者相融相生，颇切合萤之物象特征，又深蕴词人对萤之怜惜情感。同时，其词情笔意，又为后文写人事悲慨作张本。
接下来数句，场景多而转换快，词意逐层加深，皆承“野光相趁”而来，前三句，就萤的飞行，展开想像，切入人的时空。“扇薄星流”，化用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秋夕》）句意，言萤光随宫女的轻罗小扇如星光般流动翻飞。“盘明露滴”，借用汉武帝铸铜托盘承露的典故，以盘中滴滴露光喻萤光闪烁。骆宾王《萤火赋》中有“知战场之飞磷”之句，王充《论衡》又有“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为磷”之语，“秋原飞磷”即囊括其意，写飞萤如同磷光鬼火般幽幻明灭。经此三层刻画，流萤之形象更为丰富多彩。且此三句当中，随萤之飞行时空忽而天街，忽而宫苑，又忽而战场，其中人物亦随之忽而宫女扑萤嬉戏，忽而汉武帝老迈气露，忽而兵士战死沙场，不仅词境由月凉秋爽变为阴霾森森，意象也由轻柔优美转为凄苦惨烈。凡此种种，又以“零落”二字点染，字里行间，隐隐流淌着盛衰兴亡的深沉悲慨，从而也直接引发了下文词人自伤身世的感叹。
“练裳暗近”一句化用杜甫《见萤光》诗“巫山秋夜萤光飞，疏帘巧人坐入衣”及《萤火》诗“时能点客衣”之意，写萤暗自飞近读书之人。紧接着“记穿柳生凉，度荷分暝”二句，追忆飞萤暗夜飞行的具体情形。此二句描绘，对仗工稳，错综有致，笔含情韵，且于句前以“记”字领起，既追上文萤飞，又收束想像，直接切入词人自身，诸多美景，已成记忆，记得深刻只能徒增眼前之怅惘。“误我”二句是词人对自身现实境遇的无限哀叹。《晋书》载车胤好学，囊萤夜读，后成就功名。词人一改俗套，反用其事说明自己纵使如车胤苦读诗书，志高博学，而功业成就之梦亦无凭准，难以实现，只落得个自误而已。
下片笔归写宋亡之现实，深寄了词人亡国遗民之恨。“楼阴”三句叙写词人见萤生恨，人萤并写，情随境转。接下来“汉苑飘苔”三句深蕴着无限凄楚的“幽恨”。刘禹锡《秋萤引》诗云：“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言说当年汉陵秦苑，已变为苍凉废墟，冷寂之夜，惟有几点萤光飞来荡去，令人顿生千古兴衰之叹。此词三句显然本于此诗，但又不尽同于其诗，它不是一般感叹兴衰无常的泛泛咏史，也不是寻常穷达际遇的习惯叹婉。词人面对的是更为惨痛的历史巨变，他亲眼目睹了异族入侵，血洗中原，临安陷落，崖山败亡，词中这“汉苑秦陵”，加之以飘苔坠叶、点点萤光与漫漫长夜，正是宋亡之景的真切写照。其间深蕴的家国仇民族恨，也正是其“幽恨”所在。国破家亡，让词人不由得发出“千古凄凉不尽”的无限悲慨。
行文至此，似乎已然明了“幽恨”者为何，也自然为词人心灵痛楚而深切感动。但这尚不是词人“幽恨”的全部内涵，随着词人“何人为省”的一声突发诘问，“但隔水馀辉，傍林残影”，使其“幽恨”再翻一层波澜。“何人为省”，一是因其遗民之独特痛楚，至厚至深，难以为人理解；再则因势利人生，仓皇乱世，无人关心词人之“幽恨”。对词人而言，所幸者竟有这小小萤火“隔水”，“傍林”时时伴随，并以其“余晖”、“残影”，烛照我心，于史于人作一见证；所不幸者亦只有此小小萤火为词人知己。这声声诘问，重重“幽恨”，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限感慨，“已觉萧疏，更堪秋夜永”二句，以秋萤备感萧疏不堪、秋夜漫长寒冷难以忍受煎熬，暗寓词人之艰难处境。国灭家亡，秋夜漫漫，不见光明，前路茫茫，乱梦无准。结拍二句，上句总束前文“凄凉”景象，下句极写眼前悲怆心境，翻转作结，推进一层。其词笔命意，衰飒沉郁，细细味之，催人泪下。
王沂孙此词，咏萤而不滞于萤，拟人写萤，借萤托意，将萤之声情意志同词人今昔殊变的生活情境紧密结合。又兼词人大量化用典事，如同水中着盐，典化人篇，情词并茂，自然浑厚。基于此，词人寓时事家国幽恨与身世哀感于其中，使物、我，家国三者融为一体，萤、景、情诸层浑化无迹。无怪乎戈载《七家词选》评王沂孙之词有语云：“运意高远，吐韵妍和。”以此观之，可谓知人知言。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第一首是组诗的序曲，通过对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的形象描绘，烘托出阴沉萧森、动荡不安的环境气氛，令人感到秋色秋声扑面惊心，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情和孤独抑郁之感。这一首开门见山，抒情写景，波澜壮阔，感情强烈。诗意落实在“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两句上，下启第二、三首。
全诗以“秋”作为统帅，写暮年飘泊、老病交加、羁旅江湖，面对满目萧瑟的秋景而引起的国家兴衰、身世蹉跎的感慨；写长安盛世的回忆，今昔对比所引起的哀伤；写关注国家的命运、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为、只能遥忆京华的忧愁抑郁。
全诗于凄清哀怨中，具沉雄博丽的意境。格律精工，词彩华茂，沉郁顿挫，悲壮凄凉意境深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最典型地表现了杜律的特有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首章对秋而伤羁旅，是全诗的序曲，总写巫山巫峡的秋声秋色。用阴沉萧瑟、动荡不安的景物环境衬托诗人焦虑抑郁、伤国伤时的心情。亮出了“身在夔州，心系长安”的主题。
起笔开门见山叙写景物之中点明地点时间。“玉露”即白露，秋天，草木摇落，白露为霜。“巫山巫峡”，诗人所在。二句下字密重，用“凋伤”、“萧森”给意境笼罩着败落景象，气氛阴沉，定下全诗感情基调。
接着用对偶句展开“气萧森”的悲壮景象。“江间”承“巫峡”，“塞上”承“巫山”，波浪在地而兼天涌，风云在天而接地阴，可见整个天地之间风云波浪，极言阴晦萧森之状。万里长江滚滚而来，波涛汹涌，天翻地覆，是眼前的实景；“塞上风云”既写景物也寓时事。当时土蕃入侵，边关吃紧，处处是阴暗的战云，虚实兼之。此联景物描绘之中，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和时局那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处境和作者胸中翻腾起伏的忧思与郁勃不平之气。把峡谷深秋、个人身世、国家沦丧囊括其中，波澜壮阔，哀感深沉。
颈联由继续描写景物转入直接抒情，即由秋天景物触动羁旅情思。与上二句交叉承接，“丛菊”承“塞上”句，“孤舟”承“江间”句。“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云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对丛菊，故云“两开”，“丛菊两开他日泪”，表明去年对丛菊掉泪，今年又对丛菊掉泪；两开二字，实乃双关，既指菊开两度，又指泪流两回，见丛菊而流泪，去年如此，今年又如此，足见羁留夔州心情的凄伤。“故园心”，实即思念长安之心。“系”字亦双关词语：孤舟停泊，舟系于岸；心念长安，系于故园。从云安到夔州苦苦挣扎了两年，孤舟不发，见丛菊再开，不禁再度流泪，心总牵挂着故园。诗人《客社》一诗亦云：“南菊再逢人病卧”，《九日》又云：“系舟身万里”，均可参读。此处写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身在夔州，心系故园，为下七首张目。
尾联在时序推移中叙写秋声。西风凛冽，傍晚时分天气更是萧瑟寒冷，意味冬日即将来临，人们在加紧赶制寒衣，白帝城高高的城楼上，晚风中传来急促的砧声。白帝城在东，夔州府在西，诗人身在夔州，听到白帝城传来的砧杵之声。砧杵声是妇女制裁棉衣时，槌捣衣服的声音。砧即捣衣之石。此诗末二句，关合全诗，回到景物，时序由白天推到日暮，客子羁旅之情更见艰难，故能结上生下，下面接着写夔州孤城，一气蝉联。钱注杜诗称：“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遣愁集》卷十三“集风流”篇载有词作者叶小鸾的这样一段轶事：“晨起，未及梳妆，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帐问安，因见其貌美甚，乃笑语之曰：“我见犹怜，未识画眉人道尔何如也？””这位才女母亲在这儿欣赏、赞美女儿，也是种“看花”一般的心性。可惜这样的一个才貌双全的绝色女子，虽已配婚，但那个张姓郎君尚未及为她“画眉”，她就匆匆地去了，就像“驿外断桥边”自开自灭的一株弱花。
沿着曲曲弯弯的阑干回廊，小鸾来到自家这小小的闲庭院，此来不是“闲”逛、并非漫游，却是因着这春寒的悄然降临，心中揣着一段“恐”惧：但不知庭院里的花姐姐草妹妹们，是否安然无恙？她急急地走着，慌慌地找着，猛抬头只觉眼前忽然一亮，却原来是邻家院墙上“一枝红杏出墙来”，但却消瘦得实在是可怜，颤巍巍地独立在旧已相识的东风之中，乃至小鸾一开始只看见一点红“影绕”着墙头，显得格外的孤独失援。想当初宋人叶绍翁写“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时候，这杏姑娘是何等富有生命力！那是一种过剩的生命力的欣然展露。而如今，东风依旧，可杏花姑娘却瘦弱不堪，出墙，也只是一种例行规程而已。
那么，去看看海棠花如何、梨花怎样了。哟！难怪人称“醉美人”，海棠姑娘睡得这般早啊！梨花呢，却早已褪下枝头，难觅踪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东坡先生当年可是这么道来着。要不，奴家也来学他一学，烧起高烛将美人照醒了再说？哦，不可呵不可！海棠美人让照得不得安寝，也惟有东坡先生才不算得罪。她们睡的睡了，褪的褪了，奴家特地冒着春夜寒厉的风，跑了来，却没有一个与我说话的，没有一个接受我问候的，只得欲语而止。看来也只能这样无功而返了，小鸾一边行走，一边抱怨：她们只知道争奇斗艳，争累了睡、斗罢了褪，就不知道还有人“为伊惜流年”，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时光的流逝。
少女心性，自然格外清纯，故而少女写作的文艺作品，也就显得十分的纯真可爱。那春寒的夜色中匆匆而去的娇小身影，那寂静的院落里踽踽而归的零乱脚步，那生闲气而找不到对象的娇憨神情，全由那清丽畅达的文字给记录了下来，读之真让人忍俊不禁。
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这里，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篇》），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无生命的风荷之中，带着自己感情色彩去看风荷“相倚”、“回首”之状，觉得它们似若有情，心怀恨事，因而把对外界物态的描摹与自我内情的表露，不期而然地融合为一。这里，表面写的是绿荷之恨，实则物中见我，写的是诗人之恨。
南唐中主李璟有首《摊破浣溪沙》词，下半阕换头两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历来为人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认为，这两句不如它的上半阕开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并赞赏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原词接下来还有两句是：“还与韶光共顦顇，不堪看。”这几句词以及王国维的赞语，正可以作杜牧这两句诗的注脚。联系杜牧的遭遇来看，其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芳时不再、美人迟暮之恨。杜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主张的人，而不幸生在唐王朝的没落时期，平生志事，百无一酬，这时又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怀着壮志难酬的隐痛，所以在他的眼底、笔下，连眼前无情的绿荷，也仿佛充满哀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