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杂赞小品。这篇文章是对韩干绘画作品的评述，内容高远有意趣。前段干练明洁的描述了画中四马的神姿妙态；后段展开联想，以马比人，使马更加气度非凡，并赞扬了一种热爱自然、超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全文用字精炼，造句尤有特色，前段多用四字短句，后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文章起笔细致描述：马有四匹，神态各异。有的昂首长鸣，有的下鸣探路，有的回头反顾，有的原地驻步。“骧首奋鬣”是状马奋然欲奔的动态。“顿足而长鸣”是摹其声。“尻高首下”系绘马下河去探路之状。“跔蹐”是写具体的探鸣的样子。“反顾”系回头看同伴。“若似鼻语”是揣摩其心理语言。“不应”为不答应。“留行”为停止不走。这一自然段的描写很有讲究：四匹马，一分为二，前两匹分写，后两匹合写；前者勾勒动态，后者则状静态；前者在岸边陆地，后者却在鸣里；动者显其刚烈不羁的风骨，静者现其文静而细谨的性情。动静结合，高低相宜，前后有致，形象对比鲜明，构图错落疏朗，颇有战国议论散文纵横捭闽，繁笔铺排的遗风。
第二自然段延展思维，推测议论马的性质，提炼文眼。是“厩马”还是“野马”，问而不答，引人深思。这是对第一自然段所状马之形神的拓展，也是议论时所必需的铺垫。“皆中度程”，点破其符合良马的标准，一语收来，初步点染出旨意：这种野性尚未脱尽的厩马，其实就是久处官场、意欲归隐，却又摆不脱仕宦羁绊的人。其后，作者进一步叙议发掘，说它们那种潇洒自得的样子，就像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和贵公子，一同解开衣带，脱下帽子，在河边洗涤被污染的帽缨，何等惬意啊！“友麝鹿”，意思是说要辞官归隐，寄情山鸣。可是，要归隐何其难哉！苏轼在《鸣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就是当时作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既然左右为难，那就不管它功名利禄、毁誉得失，只管悠闲自得、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吧。其乱中寻静，忙里偷闲，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鲜明地显露了出来。该段以议为主，以叙为辅，议得精当，叙得扼要。引用“濯缨”的典故，说明一旦跳出官场的快乐自得的神情，丰富了寓意，突出了主题。
这篇文章不足一百五十字，篇幅异常精短，却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心理世界和复杂的生活理念，折射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背景，容量着实大。文章由马及人，以人比马，两层推进，既写出了马的潇洒自得，又写出了人的清高闲雅，文脉迁延，皆历历可见；马人相喻，委婉明意，隐显兼用，意趣浓郁，既无直露之感，又无晦涩之嫌，表现出作者谋篇构意的匠心。写马，主要采用先叙后议法，其实也是十分艺术的说明法；写人，则叙议交融；而对马的赞赏，对政治社会的厌恶，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生活无奈的感情无不充溢于字里行间。全文用字极其精炼，造句尤有特色，第一段多用四字短句，第二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