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沈佺期伴随皇帝公主皇子多年，所以他的诗作多是应制诗，形式很华丽，被流放后风格却也发生过很大变化。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一帮诗人所作律诗使得这一体裁有了一些固定的格式，所以受到了后人很高的赞誉。
这首诗里用到了“鸣凤岭”和“饮龙川”两个地名。鸣凤岭指陕西凤翔县的岐山，因为传说中周朝兴起前这里有凤凰鸣叫而得名。在这首诗里用来说明公主新宅里假山的高大，凤凰也象征着公主的身份。饮龙川，指渭水，这里曾是文王最初兴起的地方。龙象征着皇帝的身份。诗里写了公主新府邸的大概样子，写了园子里的假山池塘，再写起居楼，写戏楼，里里外外到也算是写得周全，然后还写出皇帝亲临举行宴会时的场面，有礼有节，作者应该是位有急智的诗人了。尤其是他想到的比喻，既说明了公主府邸的豪华，又暗喻出皇家的气派和尊贵，唐中宗时期比较繁华的面貌也间接得到了表露，这样的应制诗，皇帝是一定会很满意的。但可惜诗里带出了的安乐公主的奢侈无度，无意中竟成为他日后被处决的罪证
“妆楼翠幌教春住，舞阁金铺借日悬”一句，很是生动，翠绿的帷帐垂下，把明媚的春色留了一段在妆镜前，戏台下的椅子上铺着黄色的垫子，金灿灿的，恍然间好像织进了太阳在上面。上面那句“山出尽如鸣凤岭，池成不让饮龙川”就没有这一句好，有点生拉硬拽，因为见过鸣凤岭和饮龙川的人到了唐代应该不多了。这首诗尽管辞藻上很华丽了，而且修辞也较为贴切，但却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后人没见过那种场面，但也许是因为诗人急忙中只求说尽好听话而没有用更深意义的说辞。诗人为了支应皇帝，捡尽了漂亮的词汇，没想到这位公主后来怨恨这首作品写得太华丽了，他反而因此丢了性命。
这样一首煌煌气派的应制诗，竟枉送了沈佺期的性命，而跋扈虚伪的安乐公主最后也落得个死于非命的结果。
小令在“废圃”的“废”字上做足文章。要表现出废园的光景，当然得让事实来说话。于是作者以八句的大篇幅，来列举出种种例子。这些例示并无一定的排列规则，隐示了“触目皆是”、“信手拈出”的含义。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又时出变化，避免了獭祭的单调。
起首两句，以断语的形式出现。一是地上的苔藓，厚厚地铺了一层，颜色已现苍黑；一是壁上的题诗，墨迹隐约可辨，显示了陈年的特征。苔上着一“古”字，而题作则重于其“痕”，一苍一旧，呈现着荒凉残败的气象。前者反映自然，后者关合人事，这一起笔就定下了全曲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另一种写法，出现了动作的形象。花卉无人照料，自开自谢，所余者稀，故曰“疏花”；落叶本已枯凋，飘坠日久，用上一个“老”字，妥帖传神，几无他字可易。“照水”、“沉沟”虽含有动词，到头来却归于静止。这又在荒败的景象上增添了几分沉寂。
“蜂黄”两句是互文见义，作者有意运用“蜂黄”和“蝶粉”的近义词，也可说是一句分作两句表达。“罗袖”在诗歌中多属女性的服饰，在该曲中显然是指绣屏上残存的仕女图像。“绣屏”是室内的布置，而蜂蝶竟纷纷登堂入室，“废圃”的残破不堪，就更不在话下了。
七、八两句为垂杨写照，则用了拟人化的移情手法。前述种种都是作者的观察，虽是着意细绘，却未有直接表达情感的机会。而此两句则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推近了作者的主体。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为下文诗人的直接出场安排了过渡。
结尾作者出了场，却已是在离开废圃之后。他甚而没有就此行发表进一步的感想，因为列示的景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只是以“寻村问酒”的举动来坐实自己的感伤，而“湖上”竟也是一片无人的死寂。这一结笔更加重了废圃的悲剧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选择了足与废圃前身引起联想的景物，如花叶蜂蝶、绣屏题痕、东风垂杨等。作者虽未言明它们变化衰残的成因，但作品感慨盛衰无常的主题，却在字里行间中表现了出来。
上片写词人与恋人分开后的现状。“槐阴添绿”揭示了时间，“添”为新添，即槐树新添绿色，所以此时应为春季。与后文“正春睡难足”所揭示的时令相符。“雨馀花落”描绘了一幅冷凄之景：被雨淋落的花瓣洒落一地，雨后天地气氛冷冷清清。此句为下文奠定了凄凉的基调，“酒病相续”，词人因消愁而饮酒，因饮酒而生病，所以“相续”。与恋人分别后词人生活是如此地痛苦不堪，终日只能借酒消愁，又因饮酒过度而生病，生活几乎都在醉与病之间徘徊。闲时出外散心，寻见一对杏树，这对杏树仿佛象征着一对相爱的恋人，词人因此驻足凝望。他看到的是：“池塘暖、鸳续浴。”温暖的池塘里，一对鸳续在里面畅游，鸳续成双成对、恩恩爱爱的场景，一方面令词人羡慕，一方面又勾起他的烦心往事。此情此景使其不忍再看下去，只得怀着愁苦心情离去，回内室小睡。但因心事终难排解，所以“正春睡难足”，辗转难以入眠。虽有好梦，梦到与恋人相会，但醒来一切随梦而去，无一物真实可感可触，梦中一切都成虚空，使人不禁感叹万千，帘帐围掩着绣有花饰的卧榻，空荡荡的卧榻上只留下词人的凝目沉思。
下片写词人在“金华坐”内的沉思，他回想过去，感叹现在。“当时共赏移红烛”，以前二人在一起时一边“移红烛”一边“共赏”。“共赏”在此处省去了宾语，所以“共赏”的对象可以更多更丰富，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向花间、小饮杯盘促”，此为二人恩爱的又一场景，面向花丛，一杯接一杯地饮酒，一杯接一杯的豪饮表现了词人愉悦的心情。“蔷薇花下曾记”是“曾记蔷薇花下”的倒装。记得往日在蔷薇花丛中，恋人以绣有凤凰的衣带要词人题写诗词。“别后厌厌”，分别后，恋人亦终日精神不振，与后文“应是香肌，瘦减罗幅”相呼应。本来是丰盈的肌体，却因相思而日渐消瘦，只瘦得罗裙要裁减了才能合身。最后一句“问燕子、不肯传情，甚入华堂宿”，看似埋怨燕子，实则是词人心中烦恼的一种发泄。燕子并不懂人情，“不肯传情”也是常情，只是因为词人相思的苦恼无处发泄，便将一股怨气转嫁到燕子身上而已，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
全词委婉含蓄，“雨馀花落，酒病相续”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感情氛围有相似之处。虽依旧是儿女柔情，却又与柳永的依依惜别不同，而是追忆旧时旧伴的欢愉时光，蔷薇花下，燕子堂前，如今终究难寻，只余下无限惆怅，与唐玄宗如出一辙。
此诗写军旅生活的艰辛。薇，野菜，即野豌豆苗。白天我们到山上去采野豌豆苗，因为到黄昏的时候会很饿。溪谷中风很大，又有霜露打湿大家的衣裳，真是非常寒冷。野鸡的叫声遍布山野，猿猴在相互追逐。
在这样的荒郊野外，不免使人回望故乡，然而，故乡又在哪里？忧郁如石头一般垒积胸中。每座山都有山崖，每棵树都有树枝，可我内心的忧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知道。
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就像河里的那一只小舟，随着水波流转，也不知道会停在哪里，这就好比是我们的人生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停泊。
还是披上我的皮裘，骑着良马，在飞驰中暂时地忘却这人生的烦恼吧。
从此诗我们可以看到，曹丕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人。在远离故土的荒郊野外，不免会产生莫名的忧愁，但这忧愁从何而来、到何而止，我们谁也不知道。而这人生，似乎也正如这忧愁一般，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到何而止。因而，还是暂时地忘却吧，不要去想它。
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了南国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尾联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表达诗人对南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和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更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这首诗语言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深沉。
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南国的山川向来是以秀丽而著称的。诗人所描绘的又是帝畿的山川，本应更加秀丽，但恰恰相反，诗人笔底的景色不是山川相缪、楼阁玲珑，而是“宋台梁馆”的遗迹尚依稀可辨。这不是秀丽，而是萧条。这一联既画出了“旧帝畿”的本质特色，又留有想象的余地，韵味无穷。“宋台梁馆”虽然是偏义复词，但实则表明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穷奢极侈，京都、京畿的楼堂馆所千门万户，豪华无比。
颔联、颈联进一步描绘了昔日的繁华的京都、京畿，而今是如何荒凉，如何冷落。倘若掩卷细思，这两联所描画的景物便历历在目：古树之下，烈马嘶鸣，行人歇息，空城之中，遍种禾黍，泽雉乱飞。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宫井已被泥土、枯枝和败叶填塞殆满；陵园被火，宰树、棺椁以及宝衣皆焚烧净尽。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具体地描绘了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是这样的荒凉。这两联中静止的景物很多，有“空城”、“宫井”、“荒陵”以及“宝衣”等等，如果直把这些静物死板板地排列在诗中，那一定是枯燥乏味，不堪卒读的。刘禹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静物之中巧妙地安排了寒风摇动的古树，嘶鸣不已的烈马，刚刚歇息的行人，乱飞的泽雉，飘零的败叶，使诗中的景物动静协调，相得益彰；使诗篇增添了凄凉的景象，肃杀的气氛。
最后，尾联明白地说，庾信枉费了思归之心，“旧帝畿”已经破败不堪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这两句语带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以此收束，可以说是余味无穷的。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之作，要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否则，就要流于空泛。这首诗句句都值得思考：南国的旧帝畿为什么今不如昔、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今昔之感。答案虽在诗外，但对于楚和宋、齐、梁、陈的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找到的。楚国末期，政治日非一日，终为强秦所败；宋、齐、梁、陈，一代比一代奢侈腐败，更是尽人皆知、引以为戒的。这是楚和宋、齐、梁、陈灭亡的根本，也是“旧帝畿”今不如昔的原因。这首诗作于冬天，“麦秀空城”四字并非实写城内空空如也，唯麦子吐穗扬花而已，而是用“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的典故来写故国的荒凉。这不仅仅是表示诗人对几个朝代灭亡的惋惜，而是表达了诗人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诗中暗示，唐王朝如不认真改革弊政，也会重蹈楚及南朝四代，特别是梁元帝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