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