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辛夷坞，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内)风景胜地，王维辋川别业附近。坞，四面高、中部低的小块地方。
这首《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这组诗全是五绝，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小品，从多方面描绘了辋川一带的风物。作者很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不仅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往往从景物中写出一种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木末，指树杪。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之类。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上，形如毛笔，所以用“木末”二字是很准确的。“芙蓉花”，即指辛夷，辛夷含苞待放时，很象荷花箭，花瓣的颜色也近似荷花。裴迪《辋川集》和诗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的句子，可用来作为注脚。诗的前两句着重写花的“发”。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地绽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
诗的后两句写花的“落”。诗人笔锋一转，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地开放，使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毫无惋惜地谢落，令人想象花瓣如缤纷红雨洒落深涧。它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企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观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又反对趋入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它在这个空寂得发冷发自的涧户中，却又描绘出辛夷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声息，使人感到空寂中仍有生命的闪烁。
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此诗由花开写到花落，而以一句环境描写插入其中，一前后境况迥异，由秀发转为零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对时代环境的寂寞感。所谓“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感慨，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仍能于形象中得到暗示。
“屏风”是室内挡风或作为障蔽的器具，为美观设计，上面一般都绘有图画或写有文字，所以它在使用中还有书画的艺术价值。这首诗看似咏“屏风”，实际上是咏“屏风”上怀素的草书。它“通过生动精辟的语言形式，极其深刻地描述了怀素草书的飞动气势和苍劲形象，以及它那无穷的生命力。是为唐人论书名篇之一”（洪丕谟《书论选读》）。
怀素，字藏真，湖南长沙人。原姓钱，幼年便出家做了和尚。生卒年月不可考，活动当在公元八世纪，即唐代中叶。他曾师事张旭、颜真卿等著名书法大师，勤奋好学，后遂以狂草知名，兴到笔运，如骤雨急旋，随手万变，而合乎法度，成为一代大师。他的草书名盛一时，到后来，他的书迹更为人所珍爱，虽片纸只字，亦价值连城。他留存下来的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和《千字文》等，皆系草书，有影印本传世。其中尤以狂草《自叙帖》为最出众有名。
怀素的草书到了韩所在的晚唐、五代，愈来愈为世所珍爱。韩偓不仅精于诗歌，对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据宋代《宣和书谱》卷十载：“考其（指韩偓）字画，虽无誉于当世，然而行书亦复可喜。尝读其《题怀素草书诗》（按即《草书屏风》）云云，非潜心字学，其作语不能迨此。后人有得其《石本诗》以赠，谓字体遒丽，辞句清逸。”由于韩偓对书法有爱好和研究，因而他对怀素遗留在屏风上的草书墨迹表示了极大的爱好。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
一开始就以问句突起，好像十分激动地在问主人：“您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屏风啊？”惊喜万分之态，溢于言外。而且紧接着就立刻判断，这个分明是怀素的笔迹（“踪”是踪迹，这里指笔迹）。这充分说明他平日对书法极为留心，尤其是对怀素的草书风格十分熟悉，如故人相逢，一眼便认了出来。接下来，作者在惊喜中对屏风上的整幅墨迹作了审视。
“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
前一句从“尘色染”中，看出墨迹流传已久，古色古香，弥足珍贵；但由于长期辗转流传，字幅上侵蚀了尘色，有些斑驳，诗人在极端爱惜中也流露出一丝惋惜之意。后一句说虽然蒙上了很多尘色，但还是可以看见那浓黑的墨迹，从“墨色浓”三字中，仍满含着诗人的惊喜爱惜之情。这里一个“浓”字，生动地描述出怀素草书中那种笔酣墨饱、痛快淋漓的特点，已经把整幅字中体现的风格和意境初步传达给读者，十分形象准确。
前四句一句一转，“何处”、“分明”、虽多”、“犹见”，在转折中步步顿宕，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作者的惊悦之情在诗行中不停地跃跃。但一气贯通，流转自如，其欢欣的情绪，犹如一条活泼的小溪，在曲折中畅流而下。这四句显得极为自然，完全是一片真情的流露，读来仿佛如见当时情形。到后四句，作者采用比喻的手法，对字幅中的点画作了具体描述，把这一高度抽象的艺术，十分具体、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具有怀素书法的特点，使人欣赏赞叹不已。
“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
这两句先是从点画来赞美怀素书法的刚劲有力。前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的点，好像怪石正在向秋涧多走。这一比喻形象奇特，但有由来。晋代卫夫人（笔阵图）说：点，要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里在“石”前加一“怪”字，就表明它不同一般，体现出怀素草书的“狂”的特色。在“怪石”与“秋涧”间着一“多”字，充分表现了草书中“点”画在映带时那种迅疾有力的动势，十分形象生动。后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竖和弧钩笔画，真像枯藤（即“寒藤”）挂在古松上，这个比喻从欧阳询来。欧阳询《八诀》说：竖，要如“万岁之枯藤”；弧钩，要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藤”、“松”已有劲健意味，再用“寒”、“古”来形容，就更具苍劲感。两句中虽只点出点、竖和弧钩这些个别笔画，但却在怀素草书中具有代表性，其他笔画概可想见，那种中锋运笔时饱满、刚劲、浑厚的效果，鲜明地凸现出来。而且，这些“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的点画，构成了狂放、豪纵的整幅气度，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活泼，体现了生动活泼的气韵。这是书法作品中很难达到的高妙境界。这屏风上生动的草书，激动着诗人的心，不禁萌发奇妙的想象。
“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如果把屏风搬到水边，每个字恐怕都要化成龙，游到水里去了。这一想象更为奇特，但也并非无来处。古人把写草书比为“笔走龙蛇”，如李白《草书歌行》：“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因为笔画的盘绕曲折，有如龙蛇迅速有力的游动。从这个比喻中，可见怀素草书是何等的笔势飞矫，生动活泼，显现了旺盛的活力。另外，古人常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比喻“书圣”王羲之的字，此处隐然以怀素比王羲之，可见推许之高。“恐”字，不仅有估计的意思，也还恐怕它真化为龙，从水中飞走，而失去这珍贵难得的字幅的意思，有一种风趣的意味隐含其中，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对怀素草书遗墨的万分珍爱之情，使前四句那种惊喜神情一直贯穿到结束，全诗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诗人从屏风写起，然后写怀素草书，写怀素草书又先表现整体感觉，然后再以形象的笔墨作具体的描述，全诗层层深入，步步递进，最后又以神奇的想象结尾，留下回味不尽的余意，同篇首暗中照应，在章法上显得严谨、完整，表现出精心的安排。特别是形象的生动描写，激情的强烈抒发，使全篇荡漾着盎然诗意，语语动人心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