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在这篇文章中,袁枚表达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类似的思想: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在表述这种思想的同时,袁枚又显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人都有欲望,但在教人做假人、说假话的传统社会中,人欲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所以几乎无人敢披露自己真实的心灵欲求。袁枚的真诚和坦率在于,他老实地说出了自己种种生理和心理的追求:袁子好味,好色,好游,好友,好宫室花石、古玩等等。他还敢于说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人生体验:当血气旺盛的时候,美丽的女色格外迷人;当腹中饥饿的时候,吃东西格外香;交朋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出游宜在风和日暖的时节,“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否则很难充分领略个中滋味。
除上述欲望之外,袁枚又明确表示自己好读书,并认为这是更高层次的爱好和追求。如果说声色、饮食、交游等等爱好都受到生理、心理和外在环境种种限制的话,对书的爱好则是在人生旅程的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书海无涯,求知欲永难满足,因此袁枚认为自己对书的爱好实在超胜于其他的欲求。然而,袁枚又强调,对于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并不排斥其他的各种欲望,并明确指出,那种标榜自己只追求精神价值而没有物质欲望的人是虚伪的。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可以统一起来,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中并行而不悖。物质的欲望有尽,而精神的欲望无涯,到最后血气既衰、交游散尽,也就只剩下爱书这一种爱好了。所以袁枚说:“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他担忧这一最后的爱好也将随生命的消亡而失去,所以格外珍视,以“所好轩”来作为他藏书楼的名字。
袁枚的散文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从标题上说,这篇文章应当是记其轩,但袁枚不记其轩而在轩名“所好”上发挥。全文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作者先谈自己喜欢书,次谈书与别的玩好器物的不同之处,说明书值得爱;也表明了自己怎么样爱书;最后才点名为什么只把书轩取名为“所好”。从这篇散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率无邪的活生生的人对生命的自我表白,感受到的是在封建禁欲主义统治下古老社会中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