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边庭夜警、卫戍将士奋起守土保国的小诗。描写边塞风光和边地征战的作品,在唐诗中屡见不鲜。早在盛唐时期,高适、岑参、李颀等人就以写这一方面的题材而闻名于世,形成了著名的所谓“边塞诗派”,以后的一些诗人也屡有创作。但这组小诗,却能在写同类生活和主题的作品中,做到“语意新奇,韵格超绝”(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评此组诗语),不落常套,这是值得赞叹的。
“朔风吹雪透刀瘢”,北地严寒,风雪凛冽,这是许多边塞诗都曾写过的,所谓“九月天山风似刀”(岑参),所谓“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再夸张些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但总还没有风吹飞雪,雪借风势,用穿透刀瘢这样的形容使人来得印象深刻。边疆将士身经百战,留下累累瘢痕,如王昌龄所写:“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其艰险痛苦情形栩栩如生;而这首小诗却写负伤过的将士仍在守戍的岗位上继续冲风冒雪,又不是单就风雪本身来描写,而是说从已有的刀瘢处透进去,加倍写出戍边将士的艰辛。次句“饮马长城窟更寒”,是由古乐府“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句化来,加一“更”字,以增其“寒”字的份量。这两句对北地的严寒做了极至的形容,为下文蓄势。
“半夜火来知有敌”,是说烽火夜燃,响起敌人夜袭的警报。结句“一时齐保贺兰山”,是这首小诗诗意所在。“一时”,犹言同时,无先后;“齐”,犹言共同,无例外,形容闻警后将士们在极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英雄气概。全诗格调急促高昂,写艰苦,是为了表现将士们的不畏艰苦;题名为“怨”,而毫无边怨哀叹之情,这是一首歌唱英雄主义、充满积极乐观精神的小诗。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