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下曲”，唐代乐府题，多写边塞之事。此篇乃仿古之作，故称“古塞下曲”。
“行人朝走马，直指蓟城傍。蓟城通漠北，万里别吾乡。”此诗前四句写万里辞家，远赴边塞。早晨骑马出发，直指蓟城，行程匆匆，字里行间透射出一股豪气。
“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军书发上郡，春色度河阳。”中间四句写边地见闻。“海上”“沙中”呼应“漠北”。“军书”“春色”，本为静物，加以“发”“度”二字，顿变鲜活，急切迅疾，气势飞动。一写战事，一写时节，一写边关，一写中原，刚健明快。
“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最后四句一写色，一写声，颜色清丽，声调凄恻，先喜后悲，更显其悲。
通观全篇，格调苍凉，既有一点悲，又有一点壮，诚为《河岳英灵集》所评：“发调既清，修辞亦秀”，“足可歔欷，震荡心神。”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姜夔在这首词里用了他常用的小序。小序的好处就在于交代写作的缘由和写作的背景。而这首小序则更明确地交代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原因、内容、和主旨。让人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词人写作此词时的心理情怀。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认为的诗歌要“含蓄”和“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白石道人诗说》）的主张，也是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词人“解鞍少驻”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西佳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化出。竹西，亭名，在扬州东蜀岗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
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羔坞了。经过“胡马”破坏后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荠麦青青”使人联想到古代诗人反复咏叹的“彼黍离离”的诗句，并从“青青”所特有的一种凄艳色彩，增加青山故国之情。“废池”极见蹂躏之深，“乔木”寄托故园之恋。
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言兵”。清人陈廷焯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赤无此韵味。”（《白雨斋词话》卷二）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这在美学上也是一种移情作用。
上片的结尾三句：“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由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更增萧条的意绪。“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吹散在这座空城里。
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荠麦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着一“空”字，化景物为情思，把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写出了为金兵破坏后留下这一座空城所引起的愤慨；写出了对宋王朝不思恢复，竟然把这一个名城轻轻断送的痛心；也写出了宋王朝就凭这样一座“空城”防边，如何不引起人们的忧心忡忡，哀深恨彻。
词的下片，运用典故，进一步深化了“黍离之悲”的主题。昔日扬州城繁华，诗人杜牧留下了许多关于扬州城不朽的诗作。可是，假如这位多情的诗人今日再重游故地，他也必定会为今日的扬州城感到吃惊和痛心。杜牧算是个俊才情种，他有写“豆蔻”词的微妙精当，他有赋“青楼”诗的神乎其神。可是，当他面对眼前的凋残破败景象，他必不能写出昔日的款款深情来。扬州的名胜二十四桥仍然存在，水波荡漾，冷峻的月光下，四周寂籁无声。唉，试想下，尽管那桥边的芍药花年年如期盛放，也很难有人有情思去欣赏它们的艳丽。词人用带悬念的疑问作为词篇的结尾，很自然地移情入景，今昔对比，催人泪下。
纵观全词，行文的基调都笼罩在一种悲凉凄怆的氛围中。无论是词人所见到的“荠麦青青”、“废池乔木”还是在黄昏里听到的“号角”和“空城”还是词人自身所想到的杜牧“难赋深情”和不知亡国恨的“桥边红药”，都是一种悲剧的写照。
情景交融是这首词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移情入景，乐景写哀，都是词人经常使用的手法。特别是乐景写哀，词人在文中写了大量的乐景：名都，佳处，二十四桥……可是，写乐景是为了衬托哀情，是为了对比“现在”的惨状：名都的凋残，佳处的弊坏，二十桥的冷寂……正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
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杜牧《赠别》）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凉景象——“尽荠麦青青”。
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流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赋。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乐章，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下片写杜牧情事，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论和怀念杜牧，而是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点明这样一种“情思”：即使杜牧的风流俊赏，“豆蔻词工”，可是如果他而今重到扬州的话，也定然会惊讶河山之异了。借“杜郎”史实，逗出和反衬“难赋”之苦。“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不复存在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来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
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音缭绕，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
此词在表现姜夔的词风清雅空灵上非常突出。运用“清”“寒”“空”“波心”“冷月”等词极力表现语言上清雅空灵。同时，用“犹厌言兵”表现兵燹之后的残破；用杜牧名句表现扬州昔日的繁华；用“二十四桥”“波心荡”“冷月无声”表现清幽伤感的气氛；用“桥边红药”表现“寂寞开无主”的荒凉，这些造境都是用来表现意境上清雅空灵。词人的笔法是清雅空灵的，却寄寓深长。用低婉的声调，清刚峭拔之势、冷僻幽独之情，写出了战争带给扬州城万劫不复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