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悟得道深，作者与虬上人心灵相通；也由于悟得道深，人与自然也精神相通。储光羲的这首诗写出了一个清闲幽静、无碍相融的境界。
诗的前四句为一解，写作者与虬上人的交往。他们不拘居处，也无意来去，既能随意论今，又可顺口谈古。在破除种种束缚人身心的俗见之后，他们获得的是适意与心契。而诗的后四句既写他们所处的环境，亦表现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大江既已增寒色，那他们身边的小池也就会更显碧绿；山林既已迷蒙，那他们所处的竹园也会更觉幽深。身边的小景致随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暗示着主人公的随遇而适。这时，一轮明月溢满法界，清辉洒向一切无情有情。那仿佛就是开悟后的清静自性。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
范晔《后汉书》曰：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