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诗人困居长安时期，它同《月夜》一样抒发了夫妻二人分隔两地的离情，同时也透露了天下乱离才会造成家人分离的社会现实。全诗通过神话故事和浪漫想象，运用巧点题、偷春格等艺术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在寒食之夜思念亲人的悲伤之情，诗中神话的运用既展现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独具特色，堪称兼具了思想情感真实博大和艺术手法圆融贯通的佳作。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这两句诗是交待作者当时仍然被困在沦陷的长安，而妻儿却都在鄜州，不知生死，所以此处说“无家”实际上是指没有家人在身边，也不知家人生死的意思。诗中首句“寒食”二字与题目中的“一百五日”相互照应。第二句“有泪如金波”。“有泪”同上文的“无家”相对，表现出亲人离散的悲哀。“金波”指的是月光撒入水中犹如金波。在这一句中，杜甫实际上是借“金波”来说自己的泪水。月光入水而金光闪烁，自己此时的眼泪也像金波一样涌动不止。这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无声控诉。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两句是诗人的想象，写的是自己思念妻子却不能与之相聚时所产生的奇特想象，表达了诗人渴望与妻儿团聚的期望。
“仳离却红蕊，想像颦青娥”句，清人仇兆鳌认为此处“青娥”应为“青蛾”。但联系前面所提到的“月波”“月中桂”，后面的 “牛女”“渡河”等词句可知作者处处在围绕“月”展开联想，叙写心怀，该句中的“青娥”也应是指与月有密切关系的嫦娥，暗指妻子，而不是“青蛾” 。再者，从句意来说，“想像颦青娥 ” 的意思是想念故人使得青娥蹙眉了，若做“青蛾”则无法与诗意相符。这句运用透过一层的写法，借自己想象妻子思念自己而忧伤不已的样子来表达夫妇分隔两地的愁苦之情。
最后“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两句是借用牛郎织女七夕相聚的神话故事来反衬自己与妻子不能相聚的悲苦。在这首诗中，杜甫借用神话故事和想象将自己在寒食之夜对月思人的悲伤情怀书写的淋漓尽致。诗的结尾感叹牛郎织女尚能相聚，从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亲人天各一方的苦难。
这首诗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切入点的选择十分精当，即“顺时应月”。标题为“一百五日夜对月”便独具匠心。唐人诗中往往称“寒食”而不称“一百五日”。此处杜甫题为“一百五日”意在突出自己离开家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寒食近清明，该是怀亲思祖之时，夜月可看人喜也可使人愁，于诗人而言，当时心处于伤感之期，离家之痛，流泪自悲乃为必然，因而诗首联是面临寒食自己却是有家如无家，令人难堪，潸然泪下，似月光之洒落挥下。既点了题，又引入了离愁思念，为下几句的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艺术想象的运用奇特又浪漫。在这首诗中，作者用吴刚伐桂表明自己的思念，用青娥长恨想象妻子的愁颜，用牛郎织女相会反衬自己的悲苦。诗人的想象始终与“月”挂钩，既要有美好的想象，又要与自己思念的闺中人联系起来。第三联想象尤为奇特而浪漫，此联分两个层次，一曰景，即诗人想象的境界中，一片丹桂花尽情绽却，呈现了满园春色的美丽情景，为下一句作伏笔；二曰想象中的闺中人，即在花色弥漫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闺中人的思念遥远地乡亲人的愁容。诗中神话故事的运用，展现了诗人对闺中人一份更深的爱，增加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三是巧妙的开脱与宽慰。杜甫毕竟在社会中得到沉浮磨练的诗人，不能因为被拘伏而自虐于悲愁之中，应在心理上找寻一种解脱，不让怨闷自服而伤己。末联两句说，诗人抬头望月，又见到了牛郎织女二星，他们是隔天河相望，每年七月七日才能渡河相见，而仅是一次短暂重逢的机会，想来他们之间的悲伤离情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自己没有天河之隔，拘于长安也是短暂的羁束，相逢之日就在前面。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应该莞尔一笑感到一些宽慰。这就是诗人的巧妙开怀解脱。前人吴瞻泰说：“结用牛女，彼此双绾，用秋期倒应寒食，布局之整，线索之细，真所谓隐隐隆隆，蛛丝马迹也。”
此外，偷春格手法的运用同样为人所称道。律诗中一般是颔联成对而首联随意，首联成对而颔联不对者就被称做“偷春格”，杜甫的这首诗首联是对句，颔联本应是对句却并非对句。这样的谋篇打破常规，别具一格。
杜甫的这首《一百五日夜对月》正是通过神话故事，运用浪漫想象和多种艺术手法将自己在寒食节之夜思念亲人的感情表达出来的。它同《月夜》一样，是兼具了思想情感真实博大和艺术手法圆融贯通的好诗。
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