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情诗，描写诗人在凝视那一轮明月时的感怀：似有一丝喜悦，一点慰藉，但也有许多的愁苦涌上心头，如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坎坷等。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思与境谐的自然流出之中，显示出一种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的艺术美。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极为平淡的文笔勾勒出一幅孤清明月图，此时的明月很是寂静，甘心悬于秋空，也不霸道，只是将光彩照到晶莹的露水上，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淡如水的关怀，就如诗人与明月有着一层微妙的关系。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这是极好的动态描写，惶诚惶恐的鹊仍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而飞萤早巳随灯光飞人寻找它的寄托。这是对比的描写，在此写法之下，真切地感受到惊鹊的彷徨与恐惧，诗人正也如它，在众人欢聚的夜晚却不知何去何从，又得流连徘徊。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更是加深了这一孤清的意境，在庭院中稀疏的树影中，在邻家急急的夜杵声中，他更显得形单影只，骨子深处的孤独更是无处逃逸，全部涌上心头，强烈而含蓄。
于是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第七句的“佳期旷何许”的感叹，以后便是最后一句的“望望空伫立”。冷清凄凉的庭院里，唯有他一人久久伫立、沉默，不愿离去。描绘了一幅凄凉幽冷的环境下，一人孤单只影远望的画面。
通读整篇，发现并无任何用词新奇之处，但妙就妙在这意境的成功营造。诗人以流水般流畅的文笔，以“明月”“惊鹊”“寒影”等一组意象画出了一幅别样的孤清月夜图。徜徉其中，能清楚地看见他的思痕，触摸到他跳跃的文思，听到他的叹息。
这首词实际是祝酒词，描写春日开宴时，夫妇双方祝酒陈愿。前两愿分别祝郎君与自己长寿健康，最后一愿以梁燕双柄喻夫妻团圆，天长地久。冯词三愿对于人问恩爱夫妇而苦则相当典型，主人公不求富贵．惟愿夫妇相守长久，意愿虽强而所求不奢，表现了古代女子对美满生活的追求。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风和日丽的春天，摆起丰盛的酒宴。一杯美酒一曲歌呵，拜了又拜许三愿：
首先，对饮双杯指天发誓的场面用于写爱情，比白诗用于写友谊更为合宜。在具体描写上，通过相应的具体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明媚和煦的春日，不但是一派良辰美景，也象征着宝贵的青春时光。丰盛的酒宴，悦耳的情歌，不但是赏心乐事，也象征着人生的美满。“绿蚁新醅酒”（白居易《问刘十九》），一个“绿”字（古时所谓的“绿”，有时微近黄色），写出了新酒可爱的颜色，使人如嗅到那醉人的芳香，更增加了生活美好的感觉。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这几句是说，一愿郎君你长寿千岁，二愿我身体永远健康，三愿我俩如同梁上燕呀，双双对对，幸福无边。
在这首诗中，凡写景无不含情。结尾的“梁上燕”虽是比喻，却也是春日画堂的眼前景物。这样，春日、绿酒、呢喃燕语，构成极美的境界，对于爱情的抒写，是极有力的烘托。冯词与白诗篇幅差不多，但内容格外丰富充实，与此大有关系。
其次，冯词与白诗二作都用数目字，这首词有“一”、“再”、“三”，“一”、“二”、“三”的重复，前一组表数目，后一组表次序，重复中有变化。“绿酒一杯歌一遍”的两个“一”，孤立的看是两个“一”，结合起来却又会增出新意。在此春宴上，岂能只饮一杯酒？每进一杯酒，就歌一遍，则文字上是“一”，事理上又会变成“三”或者更多，这与“陈三愿”的“三”的为固定不变，又自不同。“三愿”表现主人公愿望之强烈。主人公不求富贵，惟愿夫妇相守长久，意愿虽强而所求不奢。和白居易诗相比，去掉了“世清平”一语，而改为“一愿郎君千岁”与“二愿妾身长健”意思相同，分两句重说，更见意愿集中而单纯。诗歌形象也更为突出。
其三，与白居易诗《赠梦得》相比。这首词的长短句表现手法，使得形式上更活泼，内容上更适宜。这首词重点在三愿，故以最短的句子“春日宴”写环境，颇简妙。而末两句一气贯注作一长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写的是主人公情意最为深长的一愿，便觉声情合一。
总的来说，冯延巳的这首词表达了一个贤淑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和“岁岁常相见”的愿望。全词单纯与丰富，平易与雅致的高度统一，通俗易懂却能够表达最深挚的感情，深得民歌真髓，真正做到化平凡为神奇。
《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