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品德。不恬淡寡欲就无法使(自己的)志向明确,不清静寡欲就无法达到远大的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气随岁月逐渐消逝。最终(像黄叶一样)枯老衰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困守在自己破败的房子里,那时再悔恨难道还来得及吗?
注释
诫:警告,劝人警惕。
子:一般认为是指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
书:书信。
夫(fú):助词,用于句首,表示发端。
君子:品德高尚的人。
行:指操守、品德、品行。
静:屏除杂念和干扰,宁静专一。
以:连词,表示后者是前者的目的。
修身:修养身心。
养德:培养品德。
淡泊:内心恬淡,不慕名利。
无以: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没办法。
明志:明确志向。
明:明确、坚定。
宁静:这里指安静,集中精神,不分散精力。
致远:达到远大目标。
致:达到。
才:才干。
广才:增长才干。
广:增长。
成:达成,成就。
淫慢:放纵懈怠。
淫:放纵。
慢:懈怠。
励精:振奋精神。
励:振奋。
险躁:轻薄浮躁。
与上文“宁静”相对而言。
险:轻薄。
治性:修养性情。
治:修养。
年与时驰:年纪随同时光飞快逝去。
与:跟随。
驰:疾行,指飞速逝去。
意与日去:意志随同岁月而丧失。
日:时间。
去:消逝,逝去。
遂:最终。
枯落:凋落,衰残。
比喻人年老志衰,没有用处。
多不接世:意思是,大多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穷庐:穷困潦倒之人住的陋室。
将复何及:又怎么来得及。
这篇文章作于公元234年(蜀汉建兴十二年),是诸葛亮写给他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诸葛亮一生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了蜀汉国家事业日夜操劳,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于是写下这篇书信告诫诸葛瞻。
这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从文中可以看作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
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
这首诗含蓄蕴藉,境界高远,有雍容闲适之致。
首联描写在林塘消夏,荡涤了暑热烦闷,胸襟旷然如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感受。颔联化用李白《襄阳歌》句意,感谢无价清风慷慨的赐与,且以悠闲度日作为最大的快乐,显示诗人心怀的淡泊。颈联写俯仰所见眼前景物,一为近景,一为远景,深含恬然自足、任随自然的人生哲理。尾联别出心裁,以“万柄莲香一枕山”作为清心澄怀的醒酒之物,见出诗人潇洒出尘的风致。抒发了诗人高尚清廉的情怀和超尘拔俗的思想情感。
《北塘避暑》首句擒题,交代了时间、地点,次句渲染极为幽静的自然环境,并以“旷然”一词挑明题旨,抒发其超尘拔俗的思想感情和正直清廉的高尚情操。
第二句用“如不在尘寰”比喻旷然之情,空灵飘逸。但作者犹嫌不足,在颔联中再进一步为“旷然”作注。在炎夏酷暑中,一般俗土,每喜以管弦消遣。但作者不借外物,只以沐浴清风自娱,悠然自得,摆脱了尘寰的炎热和烦恼。“清风”一词语意双关,又表明正直无私,两袖清风。这里用“能人敢议”的反诘句法,加强语气,著一“敢”宇,尤为雄健峭拔,与下旬“能”字对照,一个突兀而起,一个平平淡淡,起伏跌宕,足见诗人的功力。
颈联虚实并用,熔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水鸟得鱼”、“岭云含雨”,一近一远,一俯一仰,这是实写。“长自足”、“只空还”抒发作者感情,这是虚写。但细细品味,知其不唯写景抒情,还是以象征手法阐发人生哲理,所写之景不必是眼前实景。全联意谓要象水鸟那样“知足保和”,象岭云那样来去无心。亦即庄子所谓“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的“无为”思想。不去追求功名利禄,外在的事物都是有限的;追求内在的精神品格,才是他要表现的主要思想,也是他能旷然自得的要源所在。据《宋史》本传,他屡次主动辞位,确能“长自足”。从他“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看,他也不薄事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儒家传统思想。但韩琦如此,并不矛盾。
尾联是讲修养之法。韩琦不需要逃入酒乡以求忘忧,他酒醒之后,自有清心澄虑之物,即“万柄莲香一枕山”。这句衬托出他胸襟的清高脱欲。
此词首三句叙友谊。以下入辛先生的志行。“杨郎”句用杨恽《报孙会宗书》语:“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又云:“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这三句说辛克清不逐(征,有求的意思)利。下三句说辛也不求名。
“诸公衮衮”是主语,“云霄直上”是谓句。杜甫《醉歌行》赠郑广文云:“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用的也正是这句话。“乃作道边苦李”,用王戎幼与群儿嬉,不折道边李,以为必苦李事。见《世说新语·雅量》。东坡《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我愿得全如苦李。”词意正是这样。“五千言”二句是说辛克清有得于道家的哲学。不肯让“造物”(客观的辩证法)戏弄自己。就是说,不求名利,也就无所损辱。
下片说平生志欲结邻,多少年前曾同到东冈去相宅,准备他年结邻。哪知相宅之处,柳已老,松已高。卜邻的地还是不能到手!这六句一气呵成,气势恢宏。第三句插入一顿,便不伤直致。柳老松高,接上“岁月”无迹。“悲桓”“对阮”连用可谓悲而雅。那么,两人对十丈软红尘中的生活呢?长干白下,俱在金陵,青楼朱阁,美人所居。像这样奢侈豪华、舒适的生活,在他们两人看来,有如水中月,镜中花。结尾说,不如听任窊尊中的酒斟得满满的吧,因为老夫还没喝醉哩。洼(窊)尊,元结为道州刺史时,发见东湖小山上石多洼下,可作无数酒樽。于是建亭其上,作《窊尊铭》。又有《窊尊诗》。结句说:“此尊可常满,谁是陶渊明!”
这首词的风格在白石词中是独特的。可以说它朴老,也可以说是朴老放逸。朴老是基调。这可以看做是白石的功底。词论家公认白石是先专学山谷(黄庭坚),后来由江西诗派引入晚唐,主要是学陆龟蒙。于是转以这支妙笔写词,词又独具一格,影响词坛近一千年。他的底子只是个朴老,能朴老便可以弃绝纤巧轻奇,便不以达到别人能写的文章自己不写,自己要写的是别人写不了的东西。元遗山(元好问)论江西诗派说:“古雅谁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白石之所以可上接杜陵,只看他的朴老的风致,自是少陵亲血脉。宋翔凤便说过:“词中之有姜白石,犹诗中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寄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乐府馀论》)但白石的性情让他自己的词变为清空超妙一路。他是在朴老放逸的基础上深思积学,自证妙境的。这和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有关系。有人说白石从辛弃疾来,其实转似较远。
这首词虽不是白石的代表作,但它能表明一点:惟性情深厚的人才可以写出朴老的词。由此积学深思,才可以证入圣境。从浮华新巧入手只能成就小家小派。不能把白石道人说成江湖游士。游士或清客,是绝无这样深厚的性情的。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