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是一首闺怨诗。诗的前二句描绘江南景致，点明时间，并引起下文，后六句写女主人公偶遇归客，向他询问丈夫的情况。表达了一位江南女子对远在他乡的丈夫的思念和久不见其归来的忧虑。全诗婉曲喜人，音节雅亮，借作问答，语言朴素。
诗的开头两句由写汀洲采蘋而带出江南明媚的春色，笔墨寥寥而江南水乡风物宛然可想。诗写汀洲采蘋，大抵只是触物起兴，借以表达折芳寄远、相思怀人之意，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兴象”，而并非实写。这两句借采蘋起兴写相思之情，使读者由芳草而想起美人，而江南如画的春色无疑也给思妇和她的相思平添了一段风情。接下去两句说有“归客”从洞庭回来，带来了“故人”的消息。
思妇在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想必也曾感到一点安慰，但对于一个因为爱情而怀抱相思痛苦的人来说，这一点消息是足以激起更加强烈而不安的思念。以下四句便由此生发。这两句写“归客”带回“故人”的消息，只以一个“逢”字点出，写得特别简略，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余地。诗写“洞庭”、“潇湘”，实指同一个地方，却分开来写，给行文增添了一点参差错落；而这样的表达，在字面上使读者觉得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诗意因此仿佛有了一点辗转漂泊的意思。与“逢”字所传达的偶然相遇的意思结合在一起，让读者想起远方游子行踪的不定与音讯的渺茫。
诗的后半首以一个问句开头，直接表达了相思的迫切之情。 “春花复应晚”，“春花”指的是白蘋，因首句已点明女主人公正在采蘋，故女主人公将手中之物作比喻，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显示出巧妙的构思。其中的“复”字提示其丈夫已多年未归，侧面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焦灼神态。这里也隐喻红颜消损，美人迟暮，在岁月无情的消磨中写出了相思憔悴之意。前面的问句，只因为有这一个句子接住，便具有了触动读者的力量。
结尾两句说“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实际上说的是“行路远”。“行路远”因而见出相思的渺茫与深长。“不道新知乐”只是设想之辞，不可坐实。只因相思无望，便有了无端的猜想，而正是从虚设之辞中，写出了哀怨帐惘的相思之情。
从表面的意思上看，“故人何不返”一句下面，应接以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是对“故人何不返”的直接回答。诗却避免了直接的回应，而以“春华复应晚”一句接住，使诗意平添了曲折之意，也与开头写采蘋有照应之妙。
这首诗写女子相思之情，辞意婉转，又与比兴相结合，更显得含蓄而富于风情。诗借乐府旧题写闺怨，颇有江南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这首诗将乡愁和《楚辞》中的忧思及自己对国事的关切三者结合起来写。颈联中“客恨”照应首联，当与楚辞“句句”所含之恨有关，“归期”照应颔联，同时又是“怀吴中”的进一步深化。尾联离开前六句的思路独辟蹊径，由自己在蜀川怀吴中联想到吴中无人怀念自己。这首诗意蕴深曲，耐人寻味，对仗工整，使事熨帖。
首联的“挑灯”、“句句”看似寻常，其实却是理解全诗的关键。这一联里诗人只说楚辞“不吾欺”，第三句又用《楚辞·九辩》中的句意，“不吾欺”的当是指楚辞中慨叹远游漂泊的诗句。这样理解自然不错，因为伤羁旅是本篇第二句以下着力描写的内容，也是全诗的重要主题。但是，如果研讨一下“挑灯”、“句句”四字，那么认识还有可能更进一步。诗言“挑灯”，当然是久读，因而所读的绝非楚辞中的一篇一章；又说“句句”，我们便知道“不吾欺”者就不单是“登山临水”一意，相反，贯穿在楚辞“句句”中的主要精神——关心国家命运、指斥权奸误国、对因谗被逐的不满等等，应该也是作者内心所深许的严羽《仓浪诗话》说，写诗“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陆游此诗即用“引而不发”的方式，把乡思和楚辞中的忧愤联系起来，不但形式上含蕴深曲，耐人咀嚼，而且内容也远远超过了一般游子怀乡、志士不遇的篇什。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年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把陆游和白居易、苏轼并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陆游七律，前人推崇备至。这首诗中间四句不仅对偶亲切、自然、工致，而且含义也十分丰富。“临水登山”与“浮家泛宅”虽同写羁旅，但前者侧重远游，后者侧重漂泊，而且一句用“处”，一句用“时”，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突出作者的旅寓情怀。即使是“更堪”、“正是”这些虚字的使用，也道出了诗人已经不堪宦游而又不得不继续寄旅的内心世界。颈联中“客恨”照应首联，当与楚辞“句句”所含之恨有关；“归期”照应颔联，同时又是“怀吴中”的进一步深化。“巴酒”不能消恨，可见旧恨犹在；“蜀巫”空报归期，则新恨又添。此外，“巴酒”、“蜀巫”虽是前人诗歌中常见的熟语，但是作者当时身在成都，用得便更显切当。
尾联离开前六句的思路独辟蹊径，由自己在蜀川怀吴中联想到吴中无人怀念自己，两相对比之下，更加显示了千里客居者的孤独和苦闷。写法上，这一联有两重含义：一是用“柳”音关“留”，明写留恋吴中——这是古人诗文中的常见用法；一是用“灞桥”意关京都，暗示朝廷中没有人赏识自己的才能——这则是本篇的独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