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鼎。鼎铸成后,有垂着须髯的龙从天上下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后,群臣和后宫后妃跟着骑上龙的有七十余人,龙即飞上天去。其余的小臣不能上,都抓着龙须不放,龙须被拔落,黄帝的弓也掉下来。百姓们仰望着黄帝已经上天,就抱着弓和龙须号陶大哭,所以后世把那个地方叫做鼎湖,那张弓叫乌号。
注释
既:已经。
胡髯:胡须。
悉:全;尽。
堕:掉下;坠落。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此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描述触目所见之景,传达出心中的感伤之情。
首句作者以赞美口吻将河山胜景比作五代时大画家荆浩、关同的山水画卷,充满了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赞叹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第二句笔锋陡转,指出这美好景色已因历经战火而残破不堪。一扬一抑,伤时忧国之心毕见。“历历”句徒然一抑,战争给这大好山水留下分明可数的伤痕:处处可见残破之状。“乱鸦”三句,是对残山剩水的渲染和补足,渲染出离乱、饥馑、荒寒的冷色调,加深了山河衰败,民众流离的感叹。末句虽没有道出渔樵对话的具体内容,但易代之悲,破国亡家之痛已是不言而喻。
词的下片,则重在抒情,抒写出“登临”之下所触发的悲伤怨苦,同时也是上片“渔樵话”的继续,顺势将自己因家国沦落而泪洒荒原野蔓之间的悲痛尽落纸间,同时把自己对家国的热爱用“自古有情终不化”表白得淋漓尽致。换头二句,紧承上片“渔樵话”的兴亡之感。“自古有情终不化”,是极为重要之句,它既说明了泪洒荒原的感情内因,又进而强调了这种感情的贞坚不化。末三句,则将这种缅怀故国之情形象化,具体化。诗人以此坟头之草不死、坟头野土不散的意象,来表述凑结心头“终不化”的怨苦之情,凄艳绝伦,不同凡响。
词的上片前三韵,一扬一抑,深沉悲慨已溢见笔端,伤乱忧国心跃现。下片变为主观抒述,聚焦点在“自古有情终不化”之“化”字上。结之以鹭鸯瓦、青娥冢,凝结心头之怨苦,被意象烘托得极凄苦、极悸动,也极见凄艳美。上片下片的收缩都以三个相应观照句,效果均佳。
此词平直中见委婉,议论中寄深情,是写景,也是咏史,它把古代军阀混乱造成的罪恶,活生生展现在读者面前,比一般咏史之作更为感人。词虽从写景入手,却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沉思哀苦,因此产生一种凄厉、惊心的效果。
这是抒写别后相思的恋情诗。首联追叙离别时的情景。颔联寓情于景,回忆当年花前月下的美好生活。颈联叙述自己寂寥萧索的处境,揭示伊人离去之后的苦况。尾联表达对所恋之人的刻苦相思之情。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飘忽传神。一开始出现的便是两个瞬息变幻的恃写镜头:“油壁香车”奔驰而来,又骤然消逝;一片彩云刚刚出现而又倏忽散去。写的都是物像,却半隐半露,寄寓了一段爱情周折,揭示主旨。车是这样的精美,则车中人的雍容妍丽,可以想见。然而这样一位美人却如巫山之云,来去无踪,重逢难再,怎不令作者怅惘。“映云”暗用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美丽传说,渲染浓密的爱情气氛。但“云雨巫山枉断肠”,毕竟是一场虚妄。前句写人间,写现实;后句写天上,写梦幻。首联写得兴象玲珑,清新流丽。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任池塘淡淡风。”景中有情。“梨花院落”、“柳任池塘”,描写了一个华丽精致的庭院。宋葛立方说:“此自然有富贵气。”(《韵语阳秋》卷一)反映出诗人的高贵身份。“溶溶月”、“淡淡风”,是诗人着意渲染的自然景象。
这两句互文见义:院子里、池塘边,梨花和柳任都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之中。阵阵微风吹来,梨花擂曳,柳条轻拂,飞任蒙回,是一个意境清幽、情致缠绵的境界。大概是诗人相思入骨,一腔幽怨无处抒写,又适值春暮,感时伤别,借景寄情;或是诗人触景生情,面对春宵花月,情思悠悠,过去一段幽情再现。这里展现的似乎是实景,又仿佛是一个幻觉、诗人以神取景,神余象外。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
颈联“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写眼前苦况,欲遣不能。多少日子以来只凭杯酒解闷,由于饮得过醉,形容憔悴,心境凄凉。“伤酒”两字,诗人颓唐、沮丧的形象可见。眼前又是寒食禁烟之际,更添萧索之感。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宕开一笔,由设问自答作结,深化了主题。诗人似乎想从悱恻的感伤中挣脱出来,探索寄书的途径,去寻觅失去了的爱情。但问得深切,答得无情。“水远山长处处同”一句,乃斩钉截铁之语,如瓶落井,一去不回。原来摆在诗人面前的不是一般险阻,而是永远冲不破的障碍。这两句看似寻常平直,却是全诗中决绝语,最为沉痛哀怨。晏殊在《蝶恋花》词中有“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说的情景与本诗类似,都有一种难言之隐。
但这首诗寓意更深。“知何处”,一切尚在不解之中,使人感到怅惘;“处处同”则已无疑可置,只有绝望之情。这种情绪在首联已暗暗流露,然后曲折道出,由结句点破,情长怨深。“处处同”三字弦外有音,寻绎其意,乃人事阻隔,才处处有碍,无路可通。此联“妙在能使人思”(钟惺《古诗归》)。
晏殊这首诗一名《无题》,在风格上学李商隐的无题诗,运用含蓄的手法,表现自己伤别的哀思。诗在表现上,则将思想藏在诗的深处,通过景语来表达,然后在景语中注入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样,诗便显得幽迷怨旷。与李商隐诗风不同的是,晏殊这首诗清而不丽,也没有堆砌典故,所以呈现出一派淡雅与疏宕。
此诗通篇运用含蓄手法,“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怨别”乃全诗主旨。字面上不著一“怨”字,怨在语言最深处。“不再逢”、“任西东”,怨也;“溶溶月”、“淡淡风”,怨也;“寂寥”、“萧素”、“水远山长”,无一不怨。“处处同”则是怨的高潮。章节之间起承转合,首尾呼应也都以“怨”贯串,此其一。其二,含蓄又通过比拟手法表现出来。“油壁香车”、“峡云无迹”、“水远山长”,托物寓意,言近旨遥,“婉转附物,怊怅情切沙(《文心雕龙》)。其三,写景寄兴,“梨花”、“柳任”二句出之以景语,却渗透、融汇了诗人的主观情绪,蕴藉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