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这首诗写诗人听筝时的音乐感受,其格局和表现技巧别具一格,别有情韵。
首句“抽弦促柱听秦筝”,“抽弦促柱”点出弹筝的特殊动作。忽疾忽徐、时高时低的音乐声,就从这“抽弦促柱”变化巧妙的指尖端飞出来,传入诗人之耳。诗人凝神地听着,听之于耳,会之于心。“听”是此诗的“题眼”,底下内容,均从“听”字而来。
诗人听筝最突出的感受是“无限秦人悲怨声”,诗人由秦筝联想到秦人之声。据《秦州记》记载:“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秦人悲怨声”。诗人以此渲染他由听筝而引起的感时伤别、无限悲怨之情。下面围绕“悲怨”二字,诗人对筝声展开了一连串丰富的想象和细致的描写。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悲啼鸟识花情。”诗人巧妙地把弦上发出的乐声同大自然的景物融为一体,顿时使悲怨的乐声,转化为鲜明生动的形象。那柳条摇荡、柳絮追逐、落英缤纷、杜鹃绕啼的暮春情景,仿佛呈现于读者的眼前;春风、杨柳、花、鸟,情怀毕露,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
“抽弦促柱”之声的变化,又唤起诗人更加奇妙的联想:“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上一联写大自然的景物,这一联则写人世的悲欢,更加真切感人。“独”、“空”两字,尤使画面显得分外凄清,增加了盼子思夫、离愁别恨的分量。“愁灯影”、“思月明”,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灯前别无他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可见何等孤独,不能不“愁”。楼头没有亲人,只见明月高悬,可见何等空荡,不能不“思”。这两处倘若写作“愁灯下”、“思离人”,就索然无味了。这一联用暗喻,且用“谁家”、“何处”疑问句式,不仅显得与上一联有参差变化之美,而且更能激起想象的翅膀,让各人按自己的生活体验,从画面中去品尝筝声所构成的美妙动人的音乐形象。
以上两联所构成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筝声之“苦”,使人耳际仿佛频频传来各种惜别的悲怨之声。筝声“苦”,如果听者也怀有“苦”情,筝弦与心弦同声相应,那么就愈发感到苦。诗人柳中庸正是怀着苦情听筝的。
这首描写筝声的诗,着眼点不在表现弹奏者精湛的技艺,而是借筝声传达心声,抒发感时伤别之情。诗人展开联想,以新颖、贴切的比喻,集中描写筝弦上所发出的种种哀怨之声。诗中重点写“声”,却又不直接写“声”,没有用一个象声词。而是着力刻画各种必然发出“悲怨声”的形象,唤起读者的联想,使人见其形似闻其声,显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