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一句写梦中的境界。作者远离家乡，久久不能归去，又正是大好的春天，思乡之情与眼前之景便衍成一梦，写自己回到了故乡，正是春光洒遍大地，无边无际。这里的“未有涯”三字，既包括姹紫嫣红”、“莺啼燕语”，也有作者的内心活动和无限的喜悦。虽然着笔不多，而喜悦之情却十分明显。次写梦后。一梦醒来，眼前所见却是小栏高槛，环境虽然优美，可惜不是梦中的故乡了，而是“别人家”。在这两句诗中，梦中回到故乡与现实中回不了故乡成了对比，梦中家乡春光大好与醒来“别人家”的“小栏高槛“成了对比。这样便把诗人极度怀念故乡，又恨不得归去的复杂情怀抒发得十分真切。
诗的第三、四句紧承前两句写作者梦醒后的心情和环境。这些描写与第一句梦游故乡相对照，与第二句的描写紧紧相连。这里的“小栏高槛”是“别人家”，这里没有了梦游回乡的欢乐，有的只是自己五更独眠，苦闷、惆怅，室内只有残灯一盏，窗外还有纷纷的落花。这样便把诗人的内心世界，把诗人的情态和愁容展示出来，环境的凄凉冷落也写得逼真形象。这样，总观全诗，作者思乡这个题意便表现得更为完整了。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这首七绝以极简炼的笔触，描绘了石邑山变幻多姿的迷人景色。石邑，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北获鹿东南。石邑一带为太行山余脉，山势逶迤，群峰错列，峻峭插天。起句“浮云不共此山齐”，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描写了这种直插云天的气势：那高空飘忽浮动的白云也飞升不到山的顶端，敢去与它比个高低。如果说第一句是写仰望所见，那么第二句“山霭苍苍望转迷”，则是写远眺情景：摩天的山峦连绵不断，飘荡的晚霞忽淡忽浓，忽明忽暗，给重峦叠嶂的山增添了迷人的色彩。“望转迷”三字，玲珑剔透，活脱脱地写出了诗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将沉浸在暮色中的群山幽深神秘、变化莫测的气氛，描绘得淋漓尽致。此句巧妙地照应上句，正因为山高云绕，才使入山的游人产生“望转迷”的感觉。同时由“迷”字，又暗示夜暮来临，诗人将在山中投宿。“宿”字是此诗的题眼，倘若不在此处投宿，后面写破晓时的景色就显得无根无襻。
三四句“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是这首七绝精妙传神之笔。陈子昂有“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春夜别友人》）诗句，写拂晓与友人离别的景色，画面是静止的。韩翃这两句诗由此化出，在宁静的气氛中增加了丰富的层次和鲜明的动感。句中“秋”字点明了投宿山中的节令，“晓”字写出暮宿晓行的时间。踏上旅程，透过参天大树的缝隙窥见朗月高悬天中；当旅人缘着山径行进，随着峰回路转视角的变换，刚才还可以看到的明月突然隐藏到浓密的树中去了。“暂飞高树里”，看似随意涉笔，无意求工，却清绝洗炼，独到含蓄：读者从“暂”字中可以领悟到，随着山路的曲折回环，明月还会跃出树丛；从“飞”字中可以感觉到，拂晓时万籁俱寂，天空仿佛突然增添了动感。这是一幅语意新鲜、有层次有节奏的活动画面，意境幽美，景色错落有致，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由于曙色渐开，银河逐渐西流沉沦，又被群峰遮蔽，所以看不到了。最后一句“秋河隔在数峰西”，一笔带过，戛然而止。这两句一详一略，一实一虚，把近景远景、明暗层次、时间空间安排得井然有序，将所描绘的景色熔铸在俊美流畅的对句中，给全诗增添了富有特色的艺术魅力与和谐悦耳的音乐效果。同时，透过这两句景色描绘，使人深深体味到旅人夜宿晓行，奔波不已的艰辛。
这首七绝写得很圆熟。诗人采用剪影式的写法，截取暮宿和晓行时自己感受最深的几个片段，来表现石邑山中之景，而隐含的“宿”字给互不联系的景物起了纽带作用：因为至山中投宿，才目睹巍峨的山，迷漫的云；由于晓行，才有登程所见的晓月秋河。“宿”字使前后安排有轨辙可寻，脉断峰连，浑然一体。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呆板，显得既有波澜又生神韵。表面看，这首诗似乎单纯写景，实际上景中寓情。一二句初入山之景，流露作者对石邑山雄伟高峻的惊愕与赞叹；三四句晓行幽静清冷的画面，展现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式的意境，表达了诗人羁旅辛苦，孤独凄清的况味。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