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秋夜怀人之作，词中铺写深秋月色和离情别绪， 皆是层层翻出，尽情挥洒。
上片首韵中的“渐秋光老、清宵永”写秋色渐深，长夜渐深，这是此词怀人的景节与时间。次韵所说“小院”，是词人所居客馆的小院，这是此词怀人的地点。这两韵主要写深秋长夜小院之景：“金风淡荡”秋风融和恬静；“新晴天气”，雨后爽适宜人；“轻烟乍敛”，迷蒙的雾气渐渐散开；“皓月当轩练净”，皎洁的明月当窗，洒下如白绸缎般的银光。这些景色为怀人铺下素雅清明的背景，于是以下进入怀人的主题。词人面对皓月的“里寒光”想及千里外的知己，当初共有的“幽期”，幽隐的期约，被阻碍而不得实现，·当残景”意思是：面对清秋之景，更加感到期约也如残秋零落不可收拾。且自身早已是“多愁多病”，怎么还能禁受得了把旧日的期约与前时的欢聚细细思索？
过片换头一韵中“碧云信断”、“归雁难倩”反用苏武滞留塞北以雁传书的典故，写书信也不得传递，进一步诉说怀人之苦。这离怀每每用放声高歌”的方式来“强遣”，无奈唱出来的声音凄惨喑哑，“翻成心耿耿”，反而使内心更加不能平静。底下插入一韵四字景语“漏残羹冷”，明写自然界夜更深，天更凉，衬出怀人的心绪更为凄冷，又暗写了词人在怀人中度过了无寐长夜。此刻留给词人的只有“无言”的静悄，只有“难整” 的“愁绪”。煞拍“又是立尽，梧桐碎影”二句化用唐末吕岩的词《梧桐影·明月斜》：“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写自己长夜不寐，徘徊梧桐树下期盼故人的情状。景与开篇之小院皓月呼应，情则总括并收束全篇，余味不尽。
总观全词，写景的素雅清明尚可不论，高歌遣愁这种颇具阳刚意味的行动，以及运用苏武故事与吕岩词章，都可判明所怀之人是词人的同性知己。尤为不可忽略和误会的是“幽期”一词儿，此词最早见于谢灵运的诗《富春渚》：“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吕延济的注将其中含义阐释得更为明彻：“往时已有幽隐之期，但以沉顿，困于微弱，常不能就。”可知此中包含了词人旧时与好友有过某种期约却难以实现的深义在，可能有着词人的一番理想与志愿的难言之隐。如此解，词中“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细把，旧约前欢重省”也才更有着落。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