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一）
该词上片写别情，开头两句写景由近及远：“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这两句词行文结构上的整齐对仗，也为这首词的意境铺开增加了无限的美感。然而，空间上的开阔却和时间上的收缩不同，后两句词人开始交代事件：“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这两句应题说明了送别一事，通过时间上由远及近的对比，借“当年”徐州聚会的热闹气氛与“今日”送别友人的凄清情景作比较，更表现出作者当时的寂寞和失落的悲凉心情。上片营造出的词人送别友人时的矛盾心理，很好地暗示了他与徐君猷的感情之深，于是下片起韵先说道：“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这两句词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语，他深知朋友还不想离去，重阳节后菊花就快开放了，但是由于离别两人无法共赏秋菊，这便是“恨”的由来。此时的词人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对离别伤感断肠，历经人世风霜和厄运的苏东坡此时已经可以笑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仕途上的沉浮进退。人的一生就在俯仰之间，醉酒当歌，及时行乐，这才是把握与朋友短暂相聚的最好办法。所以词人一个“莫恨”便打消了“凄凉南浦”的婉约惆怅，“黄花未吐”“红粉相扶”两处相应的意象，在字面上也通过饱满的暖色色彩渲染了全词的温热的氛围。结尾两句词人点出心意：“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就不用再上山看茱萸了，人生就是转瞬间古今变换了。重阳节本来应该赏菊，还应该遵循旧习俗佩带茱萸香袋以辟邪气、求长寿。此时词人却认为这一切都不必要，人间一切都在俯仰之间，相聚总是短暂的，别离是令人悲伤的，不用拘泥于这些风俗。干脆纵情畅饮一番，直到尽兴酒阑。这种略带凄凉意味的超旷情怀与苏东坡早先写下的众多送别词都不同，这样的情怀也正是词人身处人生最低谷时的真实内心独白。看惯看穿了身边发生的一切，词人以空间上极广、时间上极长、内心极开阔的心理去面对喜乐，面对顺逆，面对一切。
赏析（二）
该词首句写眼前，系实境；次句写远眺，系虚境；第三句由远眺而思忆远方弟弟。“当年”在徐州同游戏马台，“今日”在黄州孤居长江边，于对比中落实心境的“凄凉”。过片以“黄花”点出重九。“莫恨”、“且教”，语似旷达而实含惆怅。结末二句反用杜甫诗意，给全词弥漫上一股浓浓的人生虚无之感。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当为孟浩然在长安落第之后的作品。诗中充满了失意、悲哀与追求归隐的情绪，是一首坦率的抒情诗。
第一联从正面写“所欲”。作者的所欲，原本为隐逸；但诗中不用隐逸而用“一丘”、“三径”的典故。“一丘”颇具山野形象，“三径”自有园林风光。用形象以表明隐逸思想，是颇为自然的。然而“苦无资”三字却又和作者所欲发生了矛盾，透露出他穷困潦倒的景况。
“北土非吾愿”，是从反面写“不欲”。“北土”指“秦中”，亦即京城长安，是士子追求功名之地，这里用以代替做官，此句表明了不愿做官的思想。因而，诗人身在长安，不由怀念起庐山东林寺的高僧来了。“东林怀我师”是虚写，一个“怀”字，表明了对“我师”的尊敬与爱戴，暗示追求隐逸的思想，并紧扣诗题中的“寄远上人”。这二句，用“北土”以对“东林”，用“非吾愿”以对“怀我师”，对偶相当工稳。同时正反相对，相得益彰，更能突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诗人进而抒写自己滞留帝京的景况和遭遇。“黄金燃桂尽”，表现了旅况的穷困；“壮志逐年衰”，表现了心意的灰懒。对偶不求工稳，流畅自然，意似顺流而下，这正是所谓“上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
七句写“凉风”，八句写“蝉鸣”。这些景物，表现出秋天的景象。凉风瑟瑟，蝉鸣嘶嘶，很容易使人产生哀伤的情绪。再加以作者身居北土，旅况艰难，官场失意，呼吁无门，所以会感到“益悲”。
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直抒胸臆。感情的难以抒发，在于抽象。诗人常借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描写以抒发感情；表达感情的词语，往往一字不用。而此诗却一反这种通常的写法。对“一丘”称“欲”，对“无资”称“苦”；对“北土”则表示“非吾愿”，思“东林”于是“怀我师”；求仕进而不能，这使得作者的壮志衰颓；流落秦中，穷愁潦倒；感受到凉风、听到蝉声而“益悲”。这种写法，有如画中白描，不加润色，直写心中的哀愁苦闷。而读者读来并不感到抽象，反而显得诗人的率真和诗风的明朗。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来表情达意。
这首诗起笔标其目，用一形象的比喻将“妾意”进行了高度概括，一开始就一目了然。 “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妻子的心意随着丈夫一道漂泊，情意缠绵就和不断的流水一样。紧接着用门前草作比。诉说丈夫离家时间之长。接着，作者写夫妻二人如同凤凰鸟一样，因为受惊，各自飞奔。丈夫犹如游云一样，不知落于何处，一去就不见回来。这些比喻都生动地道出了妻子的切身感受，打动人心。还有后面的”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宗氏把自己美好的年华，比作“井底桃”，桃花虽艳，但开在“井底”，又能得到谁的赏识和爱抚呢？自己犹如桃花，本为丈夫而开，但夫君就如天上的明月，连一次也不肯照到“井底”，照到自己身上。比喻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此言此语，凄凄切切，感人肺腑，在艺术上别有洞天，新奇制胜。这首诗还运用了典故“阳台梦行雨”，既表现了夫妻二人相思之甚，也表现了夫妻二人相会之难，而且用得自如，毫无生搬硬套之感，突出艺术效果。
诗歌最后用了“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表示夫妻相见不能，作为妻子的宗氏有多少话要对夫君说啊，所以她就想到“秦吉了”。如果能得到一只“秦吉了”，让它代替自己去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相思爱怜之意，该是多好。这最后四句，遣词用句，也自有特色，把全诗推向高潮。
全诗文词朴实，情感缠绵凄楚，是一首爱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