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此诗主要写高适的履历及其与作者的情谊，而以劝其休兵为主旨。全诗分三段。首四句为第一段，写边事，是送别高适的本旨；中十八句为第二段，写高适的为人，有宽慰，有忠告；末十句写二人的离别之情。全篇章法整饰，结构匀称，抒写离情，而情在景中，情景交融，别具一格。
开头四句写送别的本旨。《旧唐书·哥舒翰传》：“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设伏以待之，杀之略尽，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通鉴》把这件事记在天宝六载（747年）十月。高适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诗，说明高适参加了这次战役。因此诗人劝说，今又当麦熟，自应休兵息民，加意防守。接着表现高适本是“大笑向文士”的诗人，写出他的豪迈性格。高适初为封丘县尉，有诗云：“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宫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因此诗人说他今为书记，可不再鞭挞人民。
“借问”句以下设为问答。“答言”二句是高适的答话。高适客游河西，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掌书记，故高适《登垅》诗云：“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可见高适对哥舒翰很信赖。
“人实”句以下至篇末又都是作者的话。这头两句是规戒。杜甫对哥舒翰的看法和高适不大同，同时高适也很豪放，所以关照他要加倍小心谨慎。“十年”两句是鼓励，“男儿”两句是宽慰。高适志在封侯，常说“公侯皆战争”，但当时还是一书记，所以杜甫对他说，只要小心谨慎地在幕府中坚持下去，熬他十年八载，总会当上个刺史之类的长官的。杜甫说这话是认真的，经过考虑的，并不完全是一般的客套话。话语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惋惜意味（这在视科举为正途的杜甫的心目中是难免的），而且丝毫没露出他自己也想走这条路的口风。不过从诗中可揣想到，由于时势的改变、朋友的影响和自身长期的落魄，他当时不会没转过这方面的念头。这时杜甫正苦于没有出路，一度很想追随高适之后，也进哥舒翰的幕府去。
自“常恨”句以下写自己对高的友谊和惜别之情。“惊风”二句是说自己不能同往。杜甫写过《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但此事未得下文。“黄尘”二句是说高适很难回来。最后两句写对高适寄诗的期望，这一则由于友谊，再则也由于杜甫很爱高适的诗，所以有这样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