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诗人离开长安前往汉中时写给前来送行的宋常侍的作品。
首二句总说送行之事,提出“游人”与“客”双方以及“杜陵北”与“汉川东”两地。“游人”,诗中指宋常侍。“客”,诗人自谓。点明了离别的地点。杜陵自繁华,汉水空悠悠,这两处地名在古诗里经常出现,其符号意义远超过了地理意义。宋常侍在长安为尹式饯行,离情别绪即由此生出。
三四句转而抒情。“去”者,说自己;“住”者,指宋常侍。当此分手之际,不作丈夫的壮词,也不为儿女的呢语,而是着眼于彼此共同的流寓者的身分,以“飘蓬”作比。蓬草秋后枯萎,随风而走。诗人将自己与对方比成蓬草,见出对对方的理解,同病相怜之意与羁旅飘泊之情,已尽含在这浅近而又动人的比喻之中。
五六句着眼于年龄带来的变化。“秋鬓”,迟暮之年的白发。秋鬓本白,遇秋霜而愈白,“衰颜”,衰老的容颜。衰颜本不红,倚仗酒力而始显红润。这两句写衰老之态,抒迟暮之感,含蓄地表现了依依惜别的情怀。
末两句写别后相思之意。“别有”即“另有”。此二字于言外见意,意谓今日此地之别离情景固然令人难忘,但异日又将会有新的情景触动自己的离情。诗人拟想,分手以后,自己将因念友而失眠,由失眠而得以听到静夜里的啼乌声、风声,而啼乌声、风声如泣如诉,又会加重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寓情于景,以景结情,显得别有韵致,情味绵长。
这是一首早期律诗。全篇都是律句和律联,但前两联之间并后两联之间都失粘;三四句处于颔联的位置上,本该用对仗,却只是两句一意的十字句而并不构成流水对。该粘而不粘,该用对仗而不用,这些都是律诗在演进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重要的迹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要到汉水以东的地方去,宋常侍在杜陵北为我送行。
他也是宦游之人,无论是行者还是送行者,都是天涯漂泊,就像秋后随风飘荡的蓬草一样。
彼此都是两鬓如秋霜的白发之人了,衰老的容颜依仗酒力才变红。
今日离别之情固然令人难忘,但异日又将会有新的情景触动自己的相思之情。分手以后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我将会因为思念好友而不得安眠,得以听到静夜里的乌啼声夹杂着如泣如诉的夜风声。
注释
杜陵:长安东南的 县城。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杜陵北指长安。汉中在汉水东北,故名汉川东。
此诗是诗人离开长安前往汉中时写给前来送行的宋常侍的作品。
首二句总说送行之事,提出“游人”与“客”双方以及“杜陵北”与“汉川东”两地。“游人”,诗中指宋常侍。“客”,诗人自谓。点明了离别的地点。杜陵自繁华,汉水空悠悠,这两处地名在古诗里经常出现,其符号意义远超过了地理意义。宋常侍在长安为尹式饯行,离情别绪即由此生出。
三四句转而抒情。“去”者,说自己;“住”者,指宋常侍。当此分手之际,不作丈夫的壮词,也不为儿女的呢语,而是着眼于彼此共同的流寓者的身分,以“飘蓬”作比。蓬草秋后枯萎,随风而走。诗人将自己与对方比成蓬草,见出对对方的理解,同病相怜之意与羁旅飘泊之情,已尽含在这浅近而又动人的比喻之中。
五六句着眼于年龄带来的变化。“秋鬓”,迟暮之年的白发。秋鬓本白,遇秋霜而愈白,“衰颜”,衰老的容颜。衰颜本不红,倚仗酒力而始显红润。这两句写衰老之态,抒迟暮之感,含蓄地表现了依依惜别的情怀。
末两句写别后相思之意。“别有”即“另有”。此二字于言外见意,意谓今日此地之别离情景固然令人难忘,但异日又将会有新的情景触动自己的离情。诗人拟想,分手以后,自己将因念友而失眠,由失眠而得以听到静夜里的啼乌声、风声,而啼乌声、风声如泣如诉,又会加重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寓情于景,以景结情,显得别有韵致,情味绵长。
这是一首早期律诗。全篇都是律句和律联,但前两联之间并后两联之间都失粘;三四句处于颔联的位置上,本该用对仗,却只是两句一意的十字句而并不构成流水对。该粘而不粘,该用对仗而不用,这些都是律诗在演进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重要的迹象。
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许穆夫人的作品有三篇,除此篇外尚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二诗也为其所作,其中尤以《鄘风·载驰》思想性最强,它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诗分为四章,不像《周南·桃夭》《鄘风·相鼠》等篇每章句数、字数甚至连意思也基本相似,而是每多变化,思想感情也复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叙事抒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出发。故诗歌的形式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节奏。
诗的第一章,交代本事。当诗人听到卫国灭亡、卫侯逝世的凶讯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向兄长的家属表示慰问。可是目的地未到,她的丈夫许穆公便派遣大夫跋山涉水,兼程而至,劝她马上停止前进。处此境地,她内心极为忧伤。这一章先刻画了诗人策马奔驰、英姿飒爽的形象,继而在许国大夫的追踪中展开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其情景就好似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场景。
现实的冲突引起内心的冲突,经过以上的铺叙,第二章便开始写诗人内心的矛盾。此时诗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尔”,许国大夫;“我”,许穆夫人。一边是许国大夫劝她回去,一边是许穆夫人坚持赴卫,可见矛盾之激烈。按诗意理解,应有两层意思:前四句为一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返回许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对宗国总是念念不忘的;后四句为第二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渡过黄河到卫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诗人正是处于这种前不能赴卫、后不能返许的境地之中,左右为难,十分矛盾。然而她的爱与憎却表现得非常清楚:她爱的是娘家,是宗国;憎的是对她不予理解又不给支持的许国大夫及其幕后指挥者许穆公。
第三章矛盾没有前面那么激烈,诗的节奏渐渐放慢,感情也渐渐缓和。夫人被阻不能适卫,心头忧思重重,路上一会儿登上高山以舒解愁闷,一会儿又采摘草药贝母以治疗抑郁而成的心病。所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她身为女子,虽多愁善感,但亦有她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就是关心生她养她的宗国。而许国人对她毫不理解,给予阻挠与责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幼稚和狂妄。这一段写得委婉深沉,曲折有致,仿佛让人窥见她有一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简直催人泪下。
第四章写夫人归途所思。此时夫人行迈迟迟,一路上考虑如何拯救祖国。“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说明时值暮春,麦苗青青,长势正旺。所谓“控于大邦”,指向齐国报告狄人灭卫的情况,请求他们出兵,但诗人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此处既写了景,又写了情,情景双绘中似乎让人看到诗人缓辔行进的形象。同第一章的策马奔驰相比,表现了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个不同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盖初来之时因始闻卫亡的消息,所以心急如焚,快马加鞭,不暇四顾;而被许大夫阻挠之后,报国之志难酬,心情沉重,故而行动迟缓,眼看田野中的麦浪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诗笔至此,真是令人赞叹。
最后四句,有的本子另作一章,不无道理,然依旧本,多与前四句并为一节,这样似更为合理。这四句当是承前而言,谓夫人归途中一边想向齐国求救,求救不成,又对劝阻她的许大夫心怀愤懑。此处朱熹《诗集传》释云:“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谓许国之众人也。”“大夫君子,无以我为有过,虽尔所以处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尽其心之为愈也。”照此解释则与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前后呼应。字面上虽是“无我有尤”,实质上应是她对许大夫不让她适卫赴齐产生怨尤,正话反说,语气委婉,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之旨。末二句,表现了夫人的自信心,意为:那些大夫君子纵有千条妙计,总不如我的救卫之策高明。“我所之”的“之”字,若作动词解,便是往卫国或齐国去一趟的意思;也有训为“思”的,就是自指夫人的想法。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了许穆夫人是一个颇有主张的人,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它却留下无穷的诗意让读者去咀嚼回味,真是语尽而意不尽,令人一唱而三叹。
要理解这首诗,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宝钗所“忆”的究竟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她所忆的,当然是菊花。但菊花在这里象征什么呢?传统“红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菊花象征薛宝钗出家远去的丈夫,即贾宝玉。并且倾向于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说成是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但这种解释本身就是明显有问题的。首先,这种说法与脂批对后文的提示相龃龉。戚序本第7回脂批有云:“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而宝钗《忆菊》中却说“谁怜为我黄花病”,如果宝钗真的到了为思念宝玉而“病”的程度,又岂能说是“虽离别亦能自安”?其二,传统“红学”的解释也不符合宝钗自己对人生聚散的达观认识。第22回,宝钗《更香谜》,其末一句的说法是“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无独有偶,第70回,宝钗在《临江仙·柳絮辞》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如果宝钗是为思念宝玉而到了为之“痴”、为之“病”的地步,又如何是“风雨阴晴任变迁”?如何是“任他随聚随分”?因此,把诗中的菊花解释成贾宝玉,把整首《忆菊》诗解释成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实际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这里的菊花,还应该理解为宝钗高洁的社会理想方是。同回,宝钗作《螃蟹咏》讽时骂世,其中一句即云:“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姜,老辣之物也。比喻运用权力和法律,对螃蟹一样的恶势力进行惩罚和制裁。菊,高洁之物也,与姜对举,即比喻高洁的社会理想。第42回,宝钗私下里对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可见,男女各守其份,当官的清正廉洁,商人、农民努力为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这就是宝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正如宝钗所看到的那样:“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了书倒更坏了”。故,宝钗不惜颠倒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严厉批评那些士人“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样也自然引出一个话题,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已经失落,宝钗当然要为之“忆”。而这才构成了《忆菊》的主题。——菊者,理想中高洁的社会。所谓“忆菊”,就是追忆失去的理想社会!
从整体来看,宝钗的《忆菊》诗即表现了宝钗对在现实中已经失落了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苦苦追忆之情。而把这首诗与宝钗的另一首《画菊》诗对看,一忧虑、愤懑,一潇洒、解脱,这同时也暗示了宝钗的人生观必将由忧世、愤世,而走向出世、遁世的趋势。“慰语重阳会有期”是不可得的,只能“粘屏聊以慰重阳”。那么,再往后呢?只能到佛、道的出世哲学中去寻找精神归宿。故,宝钗最后必然是“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必然是“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而这就是脂砚斋所说的“虽离别亦能自安”的心态,以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精神了!
这首诗中的感情是“思秦川”,即思乡,而触发这种感情的缘由则是“见渭水”。全诗通过写渭水来寄托自己的情思。
诗的一开始就以“渭水东流去”点出题目“见渭水”;而“东流”又暗含诗人“西行”之意。因渭水东流,经过自己的家乡秦川一带,对于远离家乡的诗人来说,自然要触动对家乡的思念,故有第二句“思秦川”——“何时到雍州”。这句不直写自己思乡,而是通过流水来写,不直说自己何时归故乡,而说渭水“何时到雍州”,语意极委婉。而且,这里不用直陈语气,却用反问语气,与白居易《亿江南》词中“何时更重游”,与韦庄《浣溪沙》词中“几时携手入长安”等等诗句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痴情的期待和盼望,从而把思乡之情表达得更为深沉。通过这种委婉深沉的含蓄的语气把“思秦川”的“思”传达出来。“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两句承接上文,以自己的所为写“思”。诗人本不能返回故乡,却将两行热泪洒向河水,让河水带回故乡。寄去的是热泪,寄托的却是深情。如果说“渭水东流去”的“流”,仅仅是水流,是诗人之所见,是触起乡思的一个外界因素,那么,“寄向故园流”的“流”就不只是水流,它所流去的已不只是河从而是诗人的一片深情,因而就已不只是所“见”,而是所“思”了。诗人急切地询问“何时到雍州”的原因在这里也就找到了答案,即诗人要让河水带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
全诗写西行途中因“见”而“思”的一个片断,看来很偶然,但出于诗人内心情思十分深厚,任何事物部可以触发它;而每经触发,它都会十分强烈地奔泻出来,因而又是必然的。诗中就是通过这一刹那所思表现了对故因的一片深情。这首诗的语言朴素自然,不假修饰,是从诗人心中流出,显得极为真挚深沉。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启示
这则寓言故事由卖酒的浅显事物而推论出治国的高深道理,用恶犬、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阻挡忠谏的佞臣、权奸,指出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挟持了君主,使他们听不见治国的良策,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要得国之昌盛,就要“清君侧”、除恶狗。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评价
狗恶与酒酸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在韩非的笔下,两者竟奇妙而理所当客地发生了关及。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章条理的谨严和严密的逻辑性。
文章开头这样来形容卖酒的店家:“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一连四句排比,句法齐整而且每句都用一个“甚”字,极力渲染出酒店各方面的优点。这与下文酒卖不出去而变酸的结果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下子把矛盾推到读者的眼前。确实,对此不仅店主要百思不解,读者也不免急切地等待下文。作者请长者杨倩来解答,但妙的是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了一句似乎离题万里的话:“汝狗猛耶?”突兀如奇峰骤起,显出韩文峻削的本色。经过反复推问后,才落到因为狗凶猛咬人造成无人敢来打酒的因果关系。行文曲折而带锋颖,饶有气势,增强了论辩分析中的折服力。
韩非以生活中极普通的事例,深刻地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和有道之士之间的关系,道人所不能道,生动、精辟,富于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确有许多看上去孤立存在的没有联系的事物,但却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制约起作用,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便是这则寓言给我们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