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此词以情感曲折细腻见长,与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一般构思有别。“时光”句与“离亭”句,将时间空间交织在一起,于是,“长恨”便通过小小“泪滴”形象地折射出来。短短四句胜过万语千言。下片只用“西风”、“淡月”便勾划出秋夜的凄清。在此无可奈何之际,离妇的渺茫希望只能寄托给迷蒙的梦境。然而一声雁唳,却又将她从梦中唤醒,无情的现实更增添雁归而人未归的失落与惆怅。尽管如此,凄凉落寞之中仍暗暗透出一种乐观的希望。温润秀洁,境象高远,颇能引发读者的遐想。
“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人们眼前,逼着人们不能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起来了。
“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问,不应该永远彼此分开,永远在离别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不妙,事实却又正是如此。再想想吧,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慨叹不已。
“泪滴春衫酒易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怅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衫”,可见连酒也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
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紧。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而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以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最高的频率。
下片先写不眠,次写惊梦。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它也受到西风的威胁。
“长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已经是“泪滴春衫酒易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它也受到西风的威胁。
“好梦频惊”写每当希望“好梦”多留一霎的时候,它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齐奔集而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样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易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字为点睛之笔,承上启下,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沉重的分量。
“何处高楼雁一声”写室中人沉抑的情绪正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鸣。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唳,响彻天际,透入人心,它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一个顶峰了。这一声代表什么呢?是感觉秋已经更深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呢?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怅惘之情使人不能自已。
但总的说来,此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此词结句,用意是何等超脱高远,它把感情升华到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