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 ”“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
这篇游记，虽然名为《游媚笔泉记》，实则更多的写了去媚笔泉一路情景。先叙桐城西北的山势，次叙沿小溪西入，沿路风光，然后，始写媚笔泉及酒宴。文章由远及近，层层写来， 逐步深入，写景绘物，神态生动，颇能引人入胜。
第一段写桐城西北龙眠山的山势与源出于此的龙溪水势。龙眠山绵亘数百里，但在将平之处，两崖忽县，而“龙溪曲流，出乎其旬”。
第二段写前去媚笔泉的沿途所见。作者一行循龙溪行，正值阳春三月，宿雨初睛，沿龙溪十余里，水声响亮，溪畔都是树、石，随后作者等发现溪有潭，其中一块雄奇不凡的大石，状如刚刚洗浴完毕的马，扬着鬓，回顾它的同伴。游人攀授到这块大石上，“俯视溶云，鸟飞若坠”。然后一行人循崖游览，见一组奇石，它们“连石若重楼，冀乎临干溪右”；并讨论这是否是北宋画家、龙眠隐士李公麟的“垂云泮”。这组奇石有一株奇树相伴，该树生于石缝，并且能长到荫数十人之大。山水跌宕，忽又“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又“南有泉”，这才点到了正题：媚笔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泉又与龙溪连通。
第三段收结全文。先写左学冲老人筑室于媚笔泉水所汇的池畔，室未筑就就邀人入饮，板有雅兴。至傍晚，天气阴沉，“山风卒起，振肃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于是游客“悚焉”，兴尽而返。
本文以游程为明线，还有一条暗线是水。作者所到之处都有龙溪或媚笔泉的水相伴。作者笔致也如水般纤敏柔细、曲折回环。这是此文的阴柔之美。然而此文有溪泉也有山石，山、石常是高耸，斩截，奇特，险峻，是阳刚的。同时，作者此游虽以媚笔泉为目的，但文章描写的主体部分却是前往媚笔泉的过程。这种漫不经心，也颇具阳刚的特征。至于文中所描绘的动静互渗、天水交融，乃至白日游览时的晴好天气、勃勃兴致，与入暮时分的天气变坏，山风慑人一一都不愧是阴阳兼用的妙笔。
词作上片写金陵的地理形势。开首即以赞美的口吻称之“佳丽地”。“南朝盛事”，点出南京古来即有盛名，扣题。起二句为总括。“南朝”，指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580年陈亡，建都建康（金陵）的宋、齐、梁、陈等朝代。以“谁记”提起，加以强调：“南朝盛事”已随流水逝去，人们早已将它遗忘了。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可是，金陵的山川形胜却依然如故。这两句主要写山，水为陪衬，描绘出金陵独特的地理形势一群山环抱，耸起的山峰，隔江对峙；且以美人头上的“髻鬟”形容山峦，以“清字形容江水，不仅形象，而且显示出金陵山清水秀的美好景色。如今，旧时王朝的都城，却“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当年“豪华竞逐”的金陵，而如今却是座“孤城”，潮水的拍击声正反衬出环境的寂静冷漠，天际的风帆给人一种空旷落寞之感。词人通过景物描绘，极力渲染这些历史遗迹的冷落，正在被遗忘，与上文“谁记”相应，抒发了深沉的怀古之情。
词作中片写金陵的古迹。开首以景出，“断崖树，犹倒倚”，着一“犹”宇，强调景色依然，使眼前实景，带上历史色彩，下面又追加一句“莫愁艇子曾系”。这里化用了古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点出古迹。接下继续写景，“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郁苍苍”，谓云雾很浓，望去一片苍青色，埋没了半边城的营垒。结尾二句点明时间是“夜深”，地点在“赏心亭”，即夜深时分，词人仍站在赏心亭上，观览莫愁湖和秦淮河的景色，不禁发出景物依然而人事已非的喟叹。这两句起到束上启下的作用，即上面所描绘的景色，皆是由此观览到的，又引出下片怀古的感慨。
词作下片，写眼前景物。“酒旗戏鼓甚处市”，这是词人眼前见到的景色：酒楼、戏馆，一派热闹景色，不禁发出“甚处市”问语，这是何处的繁华市面呢？前面两片所写多是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这里则写连景物也变了。当然，酒楼、戏馆并非纯自然景色，而是包含人事在内的。这情况引起词人的猜想。“想依稀、王谢邻里。”是说这些酒楼戏馆所在地，仿佛是当年王、谢两家比邻而居的乌衣巷，也就是说，贵族住的乌衣巷如今换了主人。至此，词人不禁产生人世沧桑之感，于是结尾发出“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兴亡慨叹。燕子是不知人事变迁的，依然飞进往年栖息过的高门大宅，而今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房舍。然而词人看到夕阳余晖中成对的燕子，却认为它们有知，且正在议论兴亡大事！这当然是词人内心的兴亡之感赋予了燕子而已。这片从眼前景物引起对金陵古都朝代更替的无限兴亡之感，从而表达出咏史的题意。
本篇为咏金陵旧迹，感慨历史兴亡的名作。上片总写金陵形胜，境界旷远，雄壮中蕴含落寞。“寂寞”二字透出历史变迁，人亡物移，故国繁荣与孤城幽寂的荒凉。中片糅合当地传说，扣紧金陵景观抒发物是人非之感，“断崖”“旧踪”“雾沉”等为景物涂上了一种苍茫的色调。下片以何处寻得当年“酒旗戏鼓”的繁华街市的感叹发端，侧重写“王谢邻里”的豪门旧迹难以寻觅，只可依稀辨识，抒发人世沧桑之思。燕子相对说兴亡于斜阳之中，意象极巧，感伤殊深。全词强化了景物描写的清峭、冷寂而又悲壮、苍凉之情韵，境界开阔，内蕴深远。
宋代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一些怀古名篇：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至周邦彦这首《西河·佳丽地》；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到姜夔的《扬州慢》，可以说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这些作品，有的是以突兀见长，有的是以绵密取胜；介于突兀和绵密之间的是这首《西河》。它从时间上说是断续交织，从空间上来说，是疏密相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只是泼墨画似的写了“江山如画”，下片集中写了周瑜，一气贯注，如同骏马驻坡，纯属粗线条的勾勒。姜夔的《扬州慢》，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深微描绘。笔墨之间，隐约可以听到凄清的号角声和感受到随着号角声传来的寒意而伴着寒意的角声，偏又是在一个兵荒马乱后的萧条古城中吹彻。这些都说明作者牢牢扣紧了寓有深意的景物，进行密密层层的渲染。至于周邦彦的这首词，似乎介于泼墨写意与工笔细描之间。如：词的上片以疏为主。词人放眼江山，对作为“佳丽地”的“故国”金陵做了一个全面的鸟瞰，描绘了江上有山峰夹峙和江心有怒涛汹涌的雄伟形势。第二部分以密为主。在上片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勾勒：从前面围绕“故国”的山峰，引出了后面的“断崖树”，以至想象中的“莫愁艇子”；从前面的“清江”，引出后面的“淮水”；再从前面的“孤城”，引出后面的雾中“半垒”和月下“女墙”。这就好比电影镜头，缓缓而来的不再是远景全景，而是中景和近景了。下片，画面突出的是特写镜头：一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呢喃图。小小飞禽的对话，可以说刻画入微，密而又密。“相对”，可能指燕子与燕子相对，也可能指诗人与燕子相对，完全可以听凭读者用想象来补充。尽管它们的呢喃本无深意，然而在诗人听来看来，却为它们的“不知何世”而倍增兴亡之感。“疏”利于“写大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写出高情远意；“密”利于画龙点晴，写出“小景”，写出事物的不同于一般的特征。杰出的怀古词一般都是能做到“大”“小”结合、“疏”“密”相兼的，这首《西河》更为突出。总体来说，周邦彦这首怀古词，艺术技巧极其精湛，比起他的大量送别、怀人之作，的确别具一格；特别是寓悲壮情怀于空旷境界之中，并使壮美和优美相结合，确是怀古词中一篇别具匠心的佳作。
此外，周邦彦的《西河》与其他怀古之作不同的是，并不正面触及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使人触景生情，见微知著。怀古之作，总要描写标志着沧桑之变的景物，王安石的怀古是从当前的“千里澄江”和“彩舟云淡”——故国的风景宜人，过渡到昔日的“豪华竞逐”。苏轼的怀古则从眼底的“大江东去”，写到古代有关三国赤壁战时的“多少豪杰”，再联想到当前自己的壮志成虚，年华已逝。但这些都不像周邦彦词通篇写景，以景物描绘的逶迤曲折为线索，从头到尾把一切情语完全熔铸于景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