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
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