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诗歌描绘了富春江沿途山明水秀的动人景色，犹如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画。语言清晰明朗，比喻贴切生动。 斜阳下，一只篷船驶行在富春江中，两岸景色吸引了坐在船中的诗人。他不禁推开船篷，想使两岸景色尽收眼底。富春江山水最鲜明的特点是一片青翠碧绿：两岸山峦林木茂密；江中绿水涟漪。这里简直无处不绿，使作者感到这一片翠色正在紧紧地追随着他，甚至似乎涌上了船头。这两句诗清新而活泼，写出了富春江山水活的生命。
这首词主要写一位能歌善舞的歌妓。写她妆饰之美、容貌之艳、歌声之亮、舞姿之婀娜。
上片描写歌妓之色。这位歌妓是随着达官贵人的车骑而来，准备在筵席上表演歌舞的，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其临，次写其色。但词人却匠心独运，有意打破惯常结构，先以浓墨重彩刻画歌妓的美貌娇颜，再补足一笔，叙写其是”暗随仙驭”来赴“绮筵”的。如此笔墨，使得这位歌妓成为筵席上的主角，突出了她的华美亮相、惊艳姿色留给词人的深深印象。“葬华浓”三句以比喻形容歌妓的美貌。“蕣华”沿袭诗经旧例，以蕣华比喻歌妓的娇艳。继之分以山、水形容女子眉、眼，亦是诗词中的惯例。妙在“一寸秋波如剪”，能够化古为新。“一寸”言眼睛之形，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秋波”言眼睛之清，四季之水，秋水最为滢澈。“如剪”言眼睛之神，谓其锐利明怏有如剪刀，有化虚为实之妙。古人常有此等妙语，如“剪剪清风阵阵寒”（王安石《春夜》）。“红日永”三句则补叙歌妓来踪，说是今日此地举行盛大宴会，这位歌妓在晏府侍女的引领下，悄然来到筵前，准备表演节目以助兴。值得注意的是一“暗”字。歌妓身份卑微，近同奴仆，以歌舞为业而博人愉悦。用此“暗”字即点出她们作为主人陪侍的身份，非复唐明皇时杨家姊妹矣。
下片描写歌妓之艺。“遏云声”三句表现歌妓歌舞之美。“遏云声”即响遏行云之义，谓歌声美妙，使行云为之驻留不前。词人形容之不足，复以“占断晓莺春柳”喻之，谓歌妓拥有春日黄莺的美妙歌喉，听其高歌一曲，眼前似乎浮现出烟柳披拂，黄莺乱飞的春景。下边三句则由形入神，略点歌妓内心世界。歌妓“送目”（纵目）、“颦眉”（皱眉），若有所思，若有所怨，但是她们的内心世界没有谁明白。晏殊作为官僚，与歌妓分属于两个阶层，他虽然同情她们，但是毕竟不能真正了解她们。然而从“此情谁得知”的问句中，体现出晏殊对歌妓的不幸与痛苦的关心。
文章通过虚构的情节，推出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两个假设的人物，以二人在集市邂逅为纽带，以其问答诘难的框架结构成篇。篇中主要描写钱的神通广大和无孔不入，写了钱在某些人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写了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边力量，并引用历史典故加以说明，征引《诗经》以为佐证，强化作者的观点。全文在写法上以铺叙为主，层层展开，铺张扬厉，淋漓尽致，并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增强了文章的效果。历史上有人把《钱神论》归类于寓讽刺鞭挞于嬉笑嘲谑的俳谐文，而该文谐中有庄，是很严肃的，它对金钱的描绘，对时风的讽刺、揭露都非常深刻。
作者假托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的对话，揭示当时社会风气大变，指出当时“时易世变，古今易俗”，作为钱神产生的背景。而后借司空公子之口，叙述钱的历史，交代金钱的来历；描述钱的形体，交代名为孔方的原由；分述钱的特性，交代人的贫富、强弱在于钱之有无、多少，以此作为揭露金钱神力的引子。
接着，作者就集中笔力，对金钱的巨大神力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揭露。
其一，学优则仕原是儒者传统的人生道路。但自金钱来到人间后，做官就不靠知识了。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说明如今“官尊名显，皆钱所致”。金钱主宰着一切：危安、死活、贵贱、生杀等等，都取决于钱。它可以“排朱门，入紫闼”，通关节，买人情，使人“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办任何事情，都非钱不可。金钱成了万能的神，知识贬值，已一文不值。因而作者愤激地说：“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其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原是儒家传统的观念，但由于钱的法力无边，作者提出了“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是万物的异化形式，它可以使万物互相转化：祸转为福，败转为成，危转为安，死转为生。甚至“性命长短，相禄贵贱”，也在于钱，而不在天。作者把钱和天的力量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天有所短，钱有所长”，结论是“天不如钱”。钱的力量超过了主宰一切的上天，成了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人格的完美，依照儒家观点，必须具有仁、义、智、勇、礼、乐等条件。现在由于钱可使丑变成美，使卑贱变成高贵，使罪过变成正义，因而完人的条件，亦“唯孔方而已”，钱成了左右人格的动力。
其三，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但时至西晋，朝中有人而无钱也仍然做不到官。“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即使此人才貌超群，空手摇臂，无钱送礼，也仍然做不到官。但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权势，做上高官。可见钱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了。这些论述对金钱的神力是大胆的揭发，是犀利的解剖！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作者还对世人追逐金钱的丑态作了形象的描绘。一些清高的读书人听儒者讲学或玄学清谈，都深感无味，昏昏欲睡，而“见我家兄”则“莫不惊视”，精神振奋：唯一能刺激他们神经的只有一个“钱”字。至于那些当朝权贵更是嗜钱如命，“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执”和“抱”，活画出这伙钱癖的丑恶嘴脸。西方谚语说：“金钱无臭味。”他们对钱也是“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只要是钱，就如蝇逐臭，唯钱是求。文章结尾作者通过钱神的自白，揭示钱之为神，“处处皆有”；爱钱之癖，古已有之。回应前文，收束全篇。
《钱神论》除开头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的对话运用散体，句式长短参差不齐，而后则以简短的四字句为主，在工整的四字句中，亦间杂以三、六、九字句，句式排比整齐而又有变化，骈散相间，错落有致。文中用韵，也形式多变，或两句一押韵，如“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或四句一换韵，如“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读来韵律和谐，铿锵有力。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