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唯美的诗歌,通篇采用白描手法,通过对樵夫打柴以及下山回家情景的生动描写,营造了明净、清幽的意境,成功地刻画了樵夫的形象,寄托了诗人对“樵夫式”的自由生活的向往。诗歌情景交融、诗意浓厚、独具匠心,具有意境美、人物美、生活美的特点,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意境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歌的意境清、静、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远处,早晨的山林,干净清爽,幽深宁静,白雾升腾弥漫,雪白明丽,与苍翠的山林辉映成趣。鸟鸣声声,打破了山林的沉寂,使原本清净的山林,显得更加清幽。近处,樵夫挑着柴禾,挑着翩翩起舞的蝴蝶而归。远景近景,色调分明,布局巧妙;静景动景,搭配和谐,烘托有致,仿若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这幅美丽的画卷,情景交融,美化了樵夫劳动生活的场景,使樵夫艰辛的劳动富有诗情画意,令人神往。
人物美:诗人理想的艺术形象
山林茂密,雾霭升腾,樵夫在雾霭中拾柴的身影若隐若现,那一低头、一弯腰、一伸手的动作是那么的舒展,那么的惬意。他哪里是在拾柴,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在云中漫步。樵夫是山林受欢迎的常客。他勤劳善良,山林中的鸟雀喜欢他,和他嬉戏,与他唱和;山林中的蝴蝶亲近他,成了他的朋友,愿意和他一起回家。朴实厚道的樵夫,安贫乐道,无欲无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回报了他美丽“蝴蝶”。巧妙的景物描写与人物刻画,使诗歌的意境美与人物的心灵互相映衬,突出了樵夫形象的深刻内涵。樵夫是一个被美化的艺术形象,是诗人理想人生的寄托。诗歌中的樵夫自由自在,无欲无求,乐观旷达,是诗人现实生活中久违的人,也是诗人苦苦寻觅的人。
生活美:追求随心如愿的自我
诗歌中描绘的樵夫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樵夫早出晚归,一边拾柴,一边欣赏山林中的美景,还有鸟雀、蝴蝶、野花陪伴,不孤独,也不寂寞,饿了饮山泉,吃山果,累了听鸟雀唱歌。打柴回家,换取自己生活之需。生活自由、快活,没有劳心之累,没有欲望之困,也没有尘世的喧嚷。生活中有鲜花,有蝴蝶,有美好的风景,追求的是平淡、真实、随心如愿的自我。这样的生活,在尘世中是无法找到的,当然也是闺阁生活无法比拟的。作者描写樵夫的美好生活,托物言志,点出自己心中理想生活的方式,表达对自由、理想生活的向往。
诗歌含蓄、优美,虽言志,却蕴藉深远,不显山露水,以巧妙的构思、高超的手法、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浓淡相宜、幽旷深远的山居图。使人沉醉其间,不由对山林自然之趣产生向往之情,从而令读者获得情感的体悟,审美的享受,生活的启迪。
上片,运用神话传说,戏弄、嘲笑紫姑神。“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画出了紫姑神“玉肌铅粉”的“箕”体和以“凤呼凰”的“箸”音等的神相。“伶伦不见,清音未吐,且糠批吹音,黄帝乐官的音律中看不到,以“清香”作引诱向善男信女索取香钱这一举动也传开不去,全都属于米皮、谷壳一类的糠秕,四处吹嘘飘扬。紫姑神虽命贱位卑,受到祭祀,但苏轼还是向世人指明紫姑神只不过是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愚弄百姓的“坑三姑娘”。“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下片,以历史为镜,进一步揭示紫姑神虚无本质的意义。“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处,烂文章”,从“箕”、“箸”之相貌不同凡人入手,将民间“岁正月必衣服箕箒”以祭的“子姑”还以本来面目:诗才敏捷,实为满腹“烂文章”,原是一具愚弄百姓的稻草人。“烂文章”三字,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笔锋又一反转。苏轼以历史唯物论指出神话传说也曾被积极利用。即使是紫姑神香檀般的小箸,也可以为现世生活之鉴。谁能借箸代筹以指点江山,只有汉臣张良,别无他人。
全词,以神话与民俗、历史与现实、正反与反正相结合的手法,写了一位“言如响,善赋诗”而又不幸、善变的“紫姑神”。“苏轼以历史学的态度,引神用典,以为警世之治、移风易俗之用。表面戏弄,实富深邃之哲理,值得借鉴。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