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时局仍一片混乱。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灾难深重。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春，杜甫已五十七岁，携家人从夔州（今四川奉节）出三峡，这年冬天（题中“岁晏”即岁暮）来到岳州（今湖南岳阳），作此诗以记途中见闻。
全诗前四层各四句，末用二句作结，共五层。“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一作云）中。”首句承题，点明时令节候。“潇湘洞庭”，点出诗人行经之地。一年将尽，北风呼啸，潇湘二水、洞庭湖上，雪花纷纷扬扬。诗歌开篇就勾勒出一幅天寒地冻、惨淡惨冷的背景。写岁晏景事，为全诗写时事创造气氛。“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罟，即网。莫徭，《隋书·地理志》下载：长沙郡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尝免征役，故以为名。刘禹锡有《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诗，足见这种少数民族长于射猎。桑弓，桑木做的弓。开弓射雁有声，故曰“鸣”。三四句直写眼前情景，渔父网冻捕不成鱼，莫摇出于无奈而射雁，既表现百姓生活之艰难，也流露出诗人的悯农之情。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公元767年（大历二年）夏历十月，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充军粮。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这首诗作于公元768年冬，因此说“去年”。安史之乱平定后，随之而来的是与吐蕃作战，加之地方军阀叛乱，生产破坏，军粮不足，米价上涨，人民不堪其苦。这年眼见丰收，米价又太贱，“谷贱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厌，同餍，吃饱喝足。此辈，指农家夫妇。杼柚，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茅茨，即茅草屋。高车驷马的达官贵人吃厌了酒肉，男耕女织的农民终年辛勤却一无所有，这就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出了人间的不平。前四句伤穷民之渔猎者，此四句又伤穷民之耕织者，再以民生为念，令人感泣。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楚人，今湖南等地春秋战国时属楚，这里指湖南一带的人。《风俗通》说：“吴楚之人，嗜鱼盐，不重禽兽之肉。”所以，莫徭射雁并不能换来收入以改变穷困处境，等于白害了鸿雁生命，所以说“枉杀”。诗用“汝休”二字，有劝诫之意，语气沉郁，表现了诗人对飞鸿的同情，同时使人联想起民间“哀鸿遍野”的惨境。“割慈忍爱”是指出卖儿女。还，指缴纳。租庸，指唐王朝所实行的“租庸调”赋役制度：丁岁纳粟稻谓之租，不役者日纳绢三尺谓之庸，纳绢绫绵麻谓之调。这里所说“租庸”实际上包括了一切苛捐杂税。说鱼说鸟，直承渔父、莫徭而来；说租说庸，直承农夫、杼柚而来。前面已描写了百姓生活之苦，又“处处”迫于赋敛之困，以至卖儿鬻女。“况闻”有进层之意。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官府横征暴敛，写出剥夺者对百姓的残酷压榨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唐初曾禁止私铸钱，规定“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旧唐书·食货志》）。天宝以后，地主商人盗铸严重，在青铜里掺和铅锡，牟取暴利。官府听之任之，所以说“今许”。“刻泥”句，旧注为“以泥为铸模”，意思是：用泥土做成钱岂不更简单，更不费成本！愤激中有讽刺，入木三分。诗人认为官府允许私铸铜钱，百姓吃亏，不该总这样长期蒙混下去。诗通过今昔对比，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朝廷政策。如此仗义执言，反映了诗人对人民疾苦深切的关注和同情。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万国，泛指各地。画角，古管乐器，形如竹筒，本细末大，外加彩绘，故称画角。发声哀厉高亢，军中多用以报告时辰。吹画角，指战乱不止。天下万国都在兵荒马乱中，处处城头吹起凄凉的画角。天下愈乱，百姓愈遭殃。诗的最后说：这画角的声声哀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诗首从岁暮所见写起；诗末以岁暮所闻收束，表达忧乱之意，点破题旨，流露出诗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杜甫擅长七古，多以时事入诗，且善于将时事注入纪行咏怀的作品中。其间，又常用简炼的语言表现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如“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等，都高度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两种阶级的对立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战乱中的基本面貌，杜甫以诗入史，亦诗亦史，其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其叙事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堪称首屈一指。
这首散曲讲述作者辞官后精心作诗，纵情饮酒，面对眼前的杨柳轻烟、梨花明月，沐浴着海棠清风，早已不想进入虚荣煊赫的相府王宫，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肯定，以及他对现实还有不满和牢骚。此散曲格调高远，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镂刻。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起首的这两句领起全篇，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总体概括：精心作诗，纵情饮酒。作者辞官回乡之后，寄情诗酒，对诗文穷尽心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醇酒，则是甘之如饴，如饥似渴，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这两句虽然十分简括，但却含蓄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诗言志。”在诗文之上如此尽心竭力，说明张养浩并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并不想将自己胸中的锦绣才华彻底埋没于乡野田园。沉浸于酒，更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平静，作者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只是碍于当时现状不敢明言。
“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懵断送”，这两句乃自嘲之语，自问自答中对往昔混迹官场、虚荣煊赫的生活进行了否定：纵然生前有高官厚禄加身，佳人艳妇环绕，死后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一部笙懵发送罢了。至于坟墓是否豪华， 丧懵是否热闹，已经毫无意义。
前文写对现实生活的摒弃、否定，不过是为下文描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做铺垫。其后，作者极尽铺张谊染之能事，将自己辞官后的生活描写得乐趣备至，令人心驰神往：“金波”“银瓮”“翠袖”“玉钟”，这两句以器具的精美珍贵、衣饰的华丽精巧来反映府中生活的奢华； 皎洁明亮的月光之下，微风夹杂着海棠香气拂面而过，“绿杨烟”“梨花月”“海棠风”将作者的生活环境渲染得十分雅致。本来极为寻常的田园生活，在摆脱了俗世羁绊、无牵无挂的作者心中，却生发出了无限奇思妙想，产生了十分惬意的感受。
因此，“闲受用”的作者， 对“丞相府”“帝王宫”中尔虞我诈、污浊不堪的生活才毫无留恋之情，坚守自己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远离官场、忠于本心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和重视， 也是作者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坚定心声。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