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主要描写了词人的隐逸生活。
上片写景。开头三句点明时间、地点,是地处潇湘的橘子洲的秋夜,荻花临风,美景如画。“碧烟中”三句,将镜头渐次拉近,月光下的江水,轻柔澄碧,云烟淡淡,词中主人公刚刚垂钓完毕,划着小艇在水上荡漾。真是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下片写人事,主要写词人的隐逸生活及其乐趣。隐在民间,云水就是家乡,蓬舍就是住所,经常吃的是家常的鱼羹稻米饭。杯中斟满美酒,架上摆满书籍,开怀惬意,其乐陶陶,绝不把名利挂在心上。
词人淡淡地写景,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把一个一个远离名利,以隐逸为乐的词人的内心活动真实地展示出来,旷达超脱,余韵悠悠,受中唐张志和《渔父》词的影响颇大。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