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以丰富的想像将诗与画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与画互相补足，饶有生趣。这首诗写放纸鸢前的准备和纸鸢飞上天时的感想，没有直接铺叙放纸鸢的活动，那该是留给画面去交代了。诗人告诉读者，一群孩子使劲地搓呀搓，等放纸鸢的线搓得够长了，大家便兴致勃勃地来到郊外。然后读者可从画面看到，这是一个放纸鸢的好日子，风儿吹著，阳光照耀，孩子们不停地四处奔跑，把纸鸢送上天空。由这个画面，诗人兴起了感想：春风需要花多少气力，才能把纸鸢一个一个送上天去，任意翱翔；而长辈又需要花多少心血，才能把孩子一个一个培养成才，送上青云路呢？
诗的前半部著力於对小孩子放纸鸢前准备活动的描述。诗人并没有全面描绘各项准备活动，只是从其中的一个细节入手，写他们如何努力地编织纸鸢引线。连续三个「搓」字把小孩子们认真而急切的形态表露无遗。缺乏耐心的儿童对这样的单调而费力的劳动不觉乏味，可见他们对放纸鸢是多麼的期待。紧接 的「够」字，写出他们搓的引线一达到足够的长度，便立即停止工作，那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和跃跃欲试的心情跃然纸上，彷佛一个个立刻就要跳将起来，把自己的纸鸢放上天去。诗人对儿童急切期盼的心理，把握得十分准确而又刻画得细致入微。最后两句点明诗人思绪的飞扬，画面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彷佛是他年少时的身影，他牵著纸鸢，怀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沉浸在幸福里。不知何时起，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一个又一个梦想。如今已是垂暮之年，饱经人世沧桑，但他依然对未来存著希望。他深深祝福，但愿小孩子凭藉春风的助力，飞上青云。对纸鸢而言，「春风」是指把它带上天空的和风；对小孩子而言，那是指父母师长的栽培，可以「带」著小孩子上青云之端。全诗虚实相生，既有浓厚的现实生活的气息，又不乏想象世界的瑰丽色彩。
好的题画诗，有助於理解画的内涵；读者读诗品画，可充分发挥想像。这首诗是诗画相生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词共三阕。上阕由“送春去”开头，“人间无路”极写辛酸悲咽。“斗转城荒”诉说临安陷落，“不见来时试灯处”尤有深意。中阕由“春去谁最苦”的设问，讲述宋亡而爱国军民最为痛苦的事实。“送客屡回顾”状写宋宫室被掳掠的凄惨境遇。下阕由“春去尚来否”的设问，暗示宋朝大势已去，恢复无望。全词凄绝哀怨，寄托很深。
《兰陵王》是词中的长调，共分三段。第一段写临安失陷后的衰败景象及词人的感受。“春去人间无路”是全词的主题句，词中各段发端，均以“春去”领起，并围绕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加以发挥。“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用对比手法写出临安失陷前后的不同画面，“芳草”、“秋千”，写出元军陷城前的景况。“芳草”，又暗喻送别。这首词的“芳草”却不是隐喻一般的离情，而是送别一个朝代，汉家王朝仓皇南奔，故国何在？凄苦之情，怎能自己。“风沙暗南浦”，则意味着元军攻陷临安后的摧残践踏，又象征着南逃群臣们的危厄前景。“南浦”本指分别之地，此处却暗指南宋故土，补充了“春去人间无路”“慢忆海门飞絮”写词人挂念着的宋室君臣，想象他们如柳絮一般飘泊无处归依。作者首先着笔于“海门”，说明他寄希望于南逃的端宗，也反映了作者有随端宗南行之愿，但却因风沙隔阻，无路可通。“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三句转写眼前的现实，临安一派残破衰败之象：狂噪的鸦君在颓城上空掠过，北斗失向，城池颓圮；元宵前夕本应是华灯照耀的都城，到此时已黑暗一片寻不到灯的踪迹。“乱鸦”，暗喻元军，“斗转”，暗示南宋王朝的陨落。“试灯”，元宵前的张灯预赏。临安失陷于二月，春来时尚可见元宵灯景，至三月春归，则南宋已亡，所以说“不见来时试灯处”。
第二段写春天归去以后，南宋君臣与庶民百姓所遭受的亡国之痛。“春去，最谁苦？”以设问句过渡，“苦”字用得醒目尖锐。下面连用三个分句，分写三个方面形象回答：“箭雁沉边”，写被掳北去的君臣，如同被射中的大雁，坠落到遥远北方，永无归日，“梁燕无主”，以“无主”的“梁燕”喻南宋臣民，大厦将倾，凄惶天依“杜鹃声里长门暮”，写临安宫苑凄惨悲凉景象，暮色之中，“长门”闭锁，唯有杜鹃啼血而已。三个分句，用“但”字领起，一气呵成。“玉树”三句，紧承前三句的意韵。摹写亡国的悲痛之情。“玉树”本指汉宫中之物，王朝倾覆，故“玉树凋土”，就连那金铜仙人也不免有辞离故国的悲伤。“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二句，用“衰兰送客咸阳道”（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意。“玉树”、“泪盘”，都用来喻宋。“斜日未能度”，指“铜仙”，依依不舍，行动缓慢，标志着被迫北去的君臣对故国的无限留恋，与词题“送春”之意。
第三段写故国之思。仍以设问总起：“春去，尚来否？”“来”字重如千钧，怀有深深眷念之情。下面接着以江总、庾信之事来抒写亡国之痛。江总在陈后主时仕至尚书令，故称“江令”；陈亡后，他入隋北去。庾信本仕梁，曾出使西魏梁亡，被留长安，北周代魏，又不予放还；著有《愁赋》，以抒郁抑之情。
词人此时此刻的忧恨之情与古人相同，因此以“正”字领出“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两四字对句。同时，借风雨尽日袭击苏堤来渲染气氛，与第一段“斗转城荒”相绾合，使临安的景色更加凄迷荒凉。苏堤在杭州西湖外湖与里湖之间，堤上有六桥，桃柳成荫。此处以苏堤在风雨中飘摇之态，来暗指沦陷后的临安亦如苏堤一样，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在“送春”之际，作者只能“神游故国”，此二句扣紧“送春”，并对“尚来否”作了回答，说明故国的新春只能梦里依稀得见了。“花记前度”，由“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意仅来表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最后，“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一句，表示“人间无路”，以只能跟“孺子”共话亡国之痛结尾。“孺子”，指作者的儿子刘将孙。
这首词写在元军攻破临安之后，表达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爱的感情，许多词句如“春去人间无路”“谁遣风沙暗南浦”等，爱憎分明，显而易见。作者在词中运用借代和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春”象征着南宋王朝：“飞絮”暗喻南渡的君臣：“乱鸦”指代占领临安的元军等等。作者将这些日常所见的感受赋予主观的感情色彩。因此充分烘托出南宋灭亡的悲剧氛围。词的现实性和认识意义，也是通过这种气氛体现出来，为了强调这种氛围，词人运用了某些典故，因此送到了很高的艺术效果。此篇是专主寄托的成功之作。作者把南宋灭亡的伤痛哀悼之情和词中的艺术形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交融浑化“浑化”的高水平，使读者也产生种种感慨。
此组诗共十章，当作于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初夏，当时杜甫与广文馆博士郑虔同游何将军山林，故作此组诗。以下是仇兆鳌《杜诗详注》对组诗各章的评析。
首章领起，乃未至而遥望之词。上四，何氏山林。下四，陪郑同游。自塘至桥，桥畔有园，园中有竹，层次如画。谷口，指郑。濠梁，指何。赵汸曰：何于郑为旧交，因而并招及己，但以素有山林幽意，故作此游，非轻赴人招也，说得曲折微婉。《杜臆》末拈幽兴，为十首之纲。
二章，志林中景物之胜。首二为纲，三四承夏木，五六承风潭。末乃触景而念昔游。风潭覆以夏木，见其萧森可爱。朱鹤龄注：卑枝接叶二句，古人所谓叠韵诗。食有芹卿，乃初到而留饮，末云晚饭，盖至暮而留宿矣。
三章，记林间花卉之奇。首记花名，次记花种。五六承异花，见其可贵。七八承滋蔓，怜其易谢。张骞不携此种，故曰空到。《本草》弗载其名，故曰不知。《杜臆》开拆，顶露翻。离披，顶雨打。
四章，羡林傍幽僻之致。上四写景，下四叙情，上四以整炼为工，下四以萧疏见致，俱有章法。没马是实事，藏蛇是想像。《杜臆》：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乃愤激之词。此云晚花，七章言清晨白日，见其次第。
五章，见山林景物，而喜逢豪饮，在四句分截。言此间穿池垒石，特大地中剩水残山耳，其势之雄阔，足以破沧江而开碣石。烹笋摘梅，园中佳品。弹筝换酒，将军豪兴。故复移席苔前，以享其用意之殷勤。申涵光曰：起语近纤，五六太板。
六章，状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朴，亦四句分截。风磴而吹阴雪者，乃云门之吼瀑泉也，以下句解上句。盖夏本无雪，飞瀑遥溅，乍疑是雪耳。酒醒方思卧簟，而衣冷反欲装绵，言夏日阴森也。野老看客，馈以河鱼，即此见风土淳朴，与他处不同。
七章，记山林物产，而叹其景幽，亦四句分截。茵蔯之脆，得生菜而加美。栜树之阴，展食单而倍凉。次联分顶，野鹤晨出，言其超旷，山精昼藏，言其深邃。百里之内，独见苍苍，甚言石林之高耸，非谓何林有百里也。此云晨日，下二章言晚、言夜，次第又相联络。
八章，因水府而旁记游迹。上四实景，下四虚摹。山林胜游，留连累日，故柳渚昆池，亦皆经过。折荷脱巾，醉时狂态。刺船解水，走马而思泛舟也。
九章，宿何园而记其韵事。上四见主人儒雅，下四言夜景清幽。首句属赋，起不好武。次句属比，起总能文。
十章总结，乃出门以后情事。首二惜别之情，三四别后之景，五六回忆前事，七八豫订重游。幽意不惬，为迫于归期耳，两句起势突兀。舞曰自笑，歌曰谁怜，无复林中豪兴矣，故须再过以慰寂寥。朋好，指郑广文。钱谦益曰：八句之内，势变多端，尺寸之间，移形换步，正所谓“波澜独老成”也，杜老不容易放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