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写了陈后主、南齐东昏侯的荒淫无耻，强调尽管金陵是“钟皇龙盘，石城虎踞”险要之地，也挡不住统治者的衰亡。全篇多用景语侧面烘托，并多处化用历史典故，风格典雅委婉。这首曲子通过写陈后主和南齐东昏侯的荒淫无道，借历史故事抒发南宋亡国之恨
“朝朝琼树后庭花”指南朝的陈后主，他每日与宾客妃嫔游玩作乐，《玉树后庭花》据说就是南朝陈后主所作的乐曲，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他每日沉迷于酒色，隋兵到来时还在饮酒作乐，后被生擒。“步步金莲潘丽华”写的是南北朝时南齐东昏侯事，“东昏侯凿金莲以贴地”，令其爱妃走在其上，称其为“步步金莲”。梁武帝攻入南京后，杀了东昏侯，潘丽华自缢而死。作者无任何议论之词，只是叙述了这两个典故，看似是讲旧事旧人，其实是隐射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接着，作者描写金陵的险要地势，“龙蟠虎踞山如画”，其地如龙盘虎踞般雄壮，山色风光如画一般，而这一切却都没有保住两个王朝的衰亡。这三丽合起来，便可见作者细心经营的诗丽中别有一番深意。向来亡国之君皆骄奢淫逸，而明君即使无险峻之地守护，民心所向，也绝不会亡国。
“伤心诗丽多，危城落日寒鸦。”有多少伤心的诗丽流传下来，落日西下，高高的城墙上只剩下寒鸦在栖息。“ 伤心”二字点出了作者此时的心情，昏君无道，黎民遭殃，江山易主让作者忍不住感慨万千。作者又通过“危城”“落日”“寒鸦”三个意象塑造了一种萧瑟落魄的景象，通过诗丽可以想到王朝的兴衰。
“凤不至空台上，燕飞来百姓家。”作者写南京城曾经辉煌的凤凰台已成一座空台，原来辉煌的宫殿如今也成为平常百姓居住的地方。李白曾有“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著名诗丽，作者此丽也表示了类似的意思，即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在。
“燕飞来百姓家”出自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丽，东晋王、谢两家曾是当时的贵族巨擘，然而世事多变，如今那豪华的住宅早已成为百姓的居住地。作者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借古讽今，感慨物换星移和王朝的兴衰多变。
自古以来，多少忠义之士为国鞠躬尽瘁，而却多因昏君误国而心酸不已。作者生于元朝，但元朝统治者残酷的统治和黑暗的官场，让作者不禁想起那南宋灭亡的惨剧，因而伤感不已。
钱仲联先生的《清词三百首》说这首词“疑是伤悼庚子年珍妃被那拉后命崔太监推坠井中死难事。庚子年作者十八岁，词如作于辛丑，则年十九，所以为早岁之作”。过去这些才女都是很小就会写诗词的，因为她不像男子，男子就算没有诗的天才但是为了要科考也要被逼得作诗作文，他也许还半天学不会，可是女子没有人逼，她是自己喜欢而有这种才气，所以都学得很快，明朝的叶小鸾十几岁就死了，可是留下的作品真是千古流传。所以庚辛年间，吕碧城不过十八九岁。庚子八国之乱，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西太后要带着光绪皇帝出京逃走，而珍妃就追出来说皇帝应该留下来。珍妃这个人真是有思想、有见解，也有聪明才智，可她就是不能够韬晦，不能够隐藏，她有什么话就说，所以慈禧太后就大怒，就叫太监把她投到井里去了。
光绪虽然是皇帝，“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唐玄宗保全不了杨贵妃，光绪皇帝更保全不了他的珍妃，据说他当时全身发抖，不敢说一句话。其实清朝当时很多的词人，都写过哀悼珍妃的词。吕碧城说：“缒银瓶，牵玉井”。“银瓶玉井”其实有个出处，白居易有一首诗《井底引银瓶》，就是写在井里打水，有一个银瓶掉在井里边了，因为珍妃是被慈禧太后叫一个太监投到井里的，所以“缒银瓶，牵玉井，秋思黯梧苑”，那是八月庚子之变，是秋天，“秋思黯梧苑”。“蘸渌搴芳”，“蘸渌”就是沾湿了掉在水中了，“搴芳”就是芬芳的一朵花被攀折下来了，“梦堕楚天远”，一个人的梦破了，梦醒了。“最怜娥月含颦，一般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娥月含颦”，说我看到天上那一弯月影，就好像一个女子蹙眉含颦忧愁的样子，“最怜”她“一般消瘦”。所以钱仲联先生说，这首词可能作于辛丑，就是去年的八月珍妃被投到井里，今年又到了八月了，今年又到了秋天了，“一般消瘦”，同样的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就是一年之后又到了那一天了，我又看见月亮了。
“倦凝眄”，她说我看得如此之疲倦。“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这个女子的飘零萎落就好像一片病叶，在秋天经受了多少寒霜冷雨，“可奈病叶惊霜”；又好像屈子的《离骚》所写的那种美丽的兰花在园圃之中哭泣，“红兰泣骚畹”。“滞粉黏香”，是说现在我走过从前的路，寻觅当年往事的痕迹，处处是这个女子的绣鞋遗留下来的粉气，她当年的香痕，“滞粉黏香，绣屧悄寻遍”。“小栏人影凄迷”，我站在栏杆上恍惚之间若有人兮，恍兮惚兮仿佛人影凄迷，“和烟和雾”，好像是一团迷离的烟雾，“更化作，一庭幽怨”，那凄迷的人影、迷离的烟雾，顿时就都化作满庭的幽怨，就化作我满怀的幽凄和哀怨了。
钱仲联先生以为这首词应该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清朝的周济说“诗有史，词亦有史”，所以吕碧城在晚清的写词要反映历史的风气之下，也写了这样一首词，可能反映了庚子之变，反映了珍妃之死。
这一首诗里，诗人以戎装参加阅兵，符合他的志趣，故情主喜悦。但当时朝政腐败，军事废弛，阅兵场面无法过分铺张，喜悦之情只能以闲淡、冷静的笔触来描写。然而，阅兵事件触动了诗人的理想与愿望，所以闲淡中又着一联富有激情的雄壮笔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最终在喜悦中又不免带出感慨。
第一联写大阅的时令和环境。“千步球场”，写阅兵校场的阔大，这里在练兵讲武之余，也作踢球用，故以球场称之。诗不明点“秋”字，“爽气”二字写出秋季特征，即是点秋。“新”字既接“爽气”，写其新鲜；从第六句看，又兼写雨后，因为雨后的秋气尤其新鲜。第一句从近处写，第二句转写远处。“碧嶙峋”写出山势峻峭，山色青碧。这一联用笔轻淡，却已把大阅的时令、环境写得鲜妍可爱，烘托出诗人参加大阅的愉快心情，远近俱到，景中有情。
中间两联写大阅的情况。颔联承第二句向远处开拓。“令传雪岭蓬婆外”，似是写实，因为这一带地区当时名义上属四川制置使统辖，而又带有理想和愿望，因为实际上地为吐蕃所占据。长安是汉、唐故都，当时被金人占据。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年）到南郑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之后，时时向往于收复关中失地；同时他又认为收复长安与关中，是恢复中原的根本条件，愿望更为迫切。他诗中常提到这种愿望，如《山南行》：“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送范舍人还朝》：“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诗中的“声震秦川渭水滨”，是用夸张手法抒写理想与愿望，因为成都阅兵的号令之声，根本无法传到这些地区。这一联用理想与激情，渲染阅兵声势的盛大，笔调雄壮，气势一扬。颈联则转入写实，写风吹而旗影闪动，用“倚”字、“弄”字，见风势不大。“马蹄”能“不沾尘”，一是明指“经雨”之故，即雨后尘埃不扬；一是暗指士兵训练有素，驰马轻捷。这一联从动态中反映校场中的宁静、整齐、严肃的气氛，是对大阅的赞美，笔调精细、疏淡。
结联抒情。“属囊缚裤”，写自己身着军装；“毋多恨”，写乐意为此。乐意的原因是诗人久抱从戎壮志，恨“儒冠”的“误此身”，这一句乃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儒冠多误身”句。这一联在喜悦中带有感慨余音。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