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
该词是以艳体形式出现的爱情词，题为《有感》，实际上相当于“无题”。因为苏轼对所叙写的情事是秘而不宣的，只有明眼人方能洞悉其中奥妙，“有感”云云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己。苏轼运用了代言体写法，通篇作张生口吻，即从男方着笔来写，所述情、景、事，一一从这一人物的心中、眼中及口中道出。
上片着重写张生幽会的隐秘心理。开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同时也是比喻），来描摹张生要与心上人幽会时唯恐被人撞破的心态。接着点明约会之事，“美人”是一种昵称，“西厢”这一词语从《莺莺传》中来，不是偶合，而是暗点“待月西厢下”诗意，是专咏崔莺莺、张生故事的标志。而后再写暗中摸索前进时一种特有的心理，笔触是极为细致的。
下片写张生幽会与归去时的感觉。前三句写幽会，但字面上仅仅写出对“风”、“月”、“簟纹”及“玉肌”的视觉或触觉感受，即从侧面稍加点染，而将有关情事推到幕后，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很高明的。“三更月到床”一句，也与《莺莺传》中有关描写妙合无间。篇末一句写归去时的感觉，又与《莺莺传》中相关描写如出一辙。
一般说来，词体多偏于抒情，而该词却有着明显的叙事性。在描写方面，尤以大胆、率真、细腻的心理描写取胜。
此篇咏皇宫中柳，以宫女媲美。作品笔法非常独特，首句交代御柳的整体形象。次句则转入对后宫窗户、帘帐的描写，重点偏向宫女风情的展示。三、四句既可指晨柳清丽之美，也可喻指宫女早起妆饰。这样的写法一石二鸟，产生了双层意蕴表达的效果，饶有含蓄蕴藉之美。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首起句，直人本题。以“御柳”二字，点明所咏对象。这是咏皇宫柳。再以“如丝”二字，表现柳条柔细轻盈，纷披下垂，如同丝线一样。虽然只两个字，就写出了柳的具体、真实、可感的形象。据史传记，南朝齐吴郡人张绪，美风姿，吐纳风流。而齐武帝就曾以“条甚长，状如丝缕”之宫柳，与张绪风流媲美，日：“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南史·张绪传》）所以，“如丝”的杨柳：最能显出其事物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 “如丝”与“御柳”紧紧相接，盖蕴含宫柳如文采之人那般可爱，温词化用典故，往往不着痕迹。“映九重”三字，勾勒御柳拂映皇宫的典型景象，格外显豁。这宫柳，与普通柳所不同之处，即在于以柔细清丽之姿影，与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相映。这“九重”的意象，又给人以巍峨的联想。那么，杨柳越长得高，就要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丝丝飘垂，如绿色帘幕、绿色瀑布，更能传“御柳如丝”之神采。
次句是承，以“凤凰窗映绣芙蓉”，宫中富丽艳美之物，衬托御柳的风姿，补充说明首句。此一句，极美的意象！雕饰凤凰的花窗与镶绣芙蓉花的绣帘，染着“九重”宫室的奢华，并透出鲜艳的色彩；它们与绿柳相映，愈显出柳丝的俏丽美好。所以，前辈谓：“凤凰窗”与“绣芙蓉”，“皆因柳而生色。”（华钟彦《花间集注》卷一）
第三句又起新意。转向对景阳楼畔柳的描写。景阳楼，是宫内钟楼。据《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置钟于景阳楼上，宫女闻钟，早起梳妆。所以，“景阳楼”三字，引出美丽的宫女来。千条路，即路千条。是说景阳楼畔路边柳色葱茏，柳丝千条万条，迎风婀娜，情意依依。这里，千条杨柳，与景阳宫美女，已暗自相映。
末句以“一面新妆”，呼应“千条路”作结。这“新妆”二字，即将杨柳化身为美人，如：“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咏柳》），那清风细柳丝丝荡碧的形象，好像美丽的宫女新妆一样，婷婷袅袅，清丽可人。“一面”，表数量，用于成片的景物，好比“有故城一面”、“有一面大草原”等用法。此以“一面”二字，形容柳树排列成行，路边有一面新柳，远远看去，恍如清一色的新妆美人!写景颇！。这“待晓风”三字，即描摹细柳沐浴在晨风中。用一“待”字，写柳含情伫立，若有所待。这一下，更把柳与轻盈多情的美女形象，紧密联在一起。五代词人孙光宪有《杨柳枝》：“着行排立向春风”之句，也写绿柳成行，迎风而立。但是比起温词“一面新妆待晓风”来，便逊色多了。其关键在于孙词还是由物及物，给人的还是物的感觉；而温词更以物拟人，写活了柳的风姿，引人联想。
这样的词，虽着墨不多，却“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胡应麟《诗薮》）短短四句，起承转合，节奏舒畅，甚有唐人绝句韵度。
《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