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乡思，题作“春夜洛城闻笛”，明示诗人因闻笛声而感发。题中“洛城”表明是客居，“春夜”点出季节及具体时间。
全诗扣紧一个“闻”字，抒写自己闻笛的感受。诗的第一句是猜测性的问句。那未曾露面的吹笛人只管自吹自听，却不期然而打动了许许多多听众，这就是句中“暗”字所包含的意味。第二句说笛声由春风吹散，传遍了洛阳城。这是诗人的想象，也是艺术的夸张。第三句说明春风传来的笛声，吹奏的是表现离情别绪的《折杨柳》，于是紧接一句说，哪个能不被引发思念故乡家园的情感呢！水到渠成而戛然而止，因而余韵袅袅，久久萦绕于读者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谁家玉笛暗飞声”，谁家的玉笛，在静夜里悄悄地响起？诗人或许正在读书、闲坐，或做着其他的事，一曲笛声不期然响起，夜深人静，笛声清远而动听。他被吸引住了，循声望去，却辨不清笛声来自哪里。“玉笛”，指玉制的笛，或笛子美称，或羌笛的代称。
“散入春风满洛城”，春风徐徐，笛声飘散在风中，风又吹送笛声，飘满了洛阳城，让人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这一句虽带有艺术的夸张，却衬出笛声的动人、夜的安静。惟其如此，才会在诗人的听觉与想象中飘满洛城，似乎其他的声音都不存在了，似乎全城人都在凝神静听。
“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究竟吹的是什么曲子呢？“折柳”，即《折杨柳》，汉代横吹曲名，内容多写离别之情。如《旧唐书·乐志》载北朝流传的一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历代文人仿作的《折杨柳枝》曲辞，也都是抒发离愁别绪的。在这里，折柳既可理解为听到的是一首折柳曲，还可理解为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的意绪。“柳”谐音“留”。古人送别亲友时，折柳相赠，暗示留恋、留念的意思。折柳既是一种习俗，也代表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人还有折柳寄远的习惯，是盼远游亲人早归的意思。
“何人不起故园情”，听到这笛声的，谁不会动思乡之情呢？联系第一句看，这种游子怀念故园的感情，最初可能是隐藏的、莫可名状的，因偶然听到的笛声突然明朗、强烈起来了。笛声来自何处，何人在吹，是和自己一般的游子？是乐工？是歌妓？这些都让诗人和读者去猜测。而这些又都无须一一去分别，因为思乡之情对游子来说，都是共有的。它绵绵不绝，弥漫在夜空中，缠绕在游子心头，抹不去化不开。“何人”一词概括性极强，实则是突出诗人思乡之情。
短短的一首七言绝句，颇能显现李白的风格特点，即艺术表现上的主观倾向。热爱故乡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它同爱国主义是相通的。诗人的故乡是他从小生于此，长于此的地方，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那种形象尤其令诗人难以忘怀。李白这首诗写的是闻笛，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描写音乐，还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这才是它感人的地方。李白的老家在四川，二十多岁就离家东游，后长期居住湖北、山东，春夜闻笛《折杨柳》曲，触发深长的乡思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千百年来在旅人游子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
骊山（今西安市的东边），阿房宫当初的宫殿台基残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极其宏大，设施极其奢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咸阳后阿房宫焚毁。张养浩途经骊山有所感而创作了这首“骊山怀古”小令。
开头三句“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诗人用“今何处”一个问句，强调了对从古到今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只见草萧疏，水萦纡。”再不见昔日豪华的宫殿，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说：“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有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元朝统治者在夺得政权之后更奢侈挥霍无度，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急待调整。
张养浩对当时的状况心怀不满，但想到列国的历史，又觉得从夺得政权，到奢侈暴戾，到最终败亡，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结局。杜牧说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正是由此引申开来写道：“赢， 都 变 做 了 土；输，都变做了土。”这句结尾句式相同的两句是说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死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概括。张养浩在另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的更迭，带给人民的全是苦难。而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作者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 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它虽不及“潼关怀古”思想深刻，但也提示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