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放宽心胸,就可以容纳天下事物;怀抱一颗谦虚的心,接受天下仁善;以平静的心态,分析天下事情; 潜心钻研,纵观天下事理; 安定身心,应对天下变化。
注释
容:容纳。
虚:使……谦虚。
应:应对。
变:变化。
清明节,旧时风俗为人们扫基祭祖的日子,所以最易触发客居在外的游子的乡思。这首诗所抒写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只是它表现得特别含蓄委婉、曲折隐微,在高启的律诗中又是一种格调。
“清明无客不思家”,既曰“无客不”,自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不过,全诗直接抒写思家之情语,仅此一句,其余则着力描写最物,如垂柳、杏酪、青山、芳草、落花等,可谓色彩缤纷,明丽如画,甚至有画所难到者。但这一切,似并未使作者陶醉,从而消释其思家之情,相反地,见景生情,反而更衬托、引发了他的思乡情。
官墙外的垂柳,丝丝弄碧,新烟萦绕;人家所精心制作的杏酪,散发出阵阵的芳香。这风光节物无不在告诉作者清明节的到来,自然也会唤起他往岁在家乡与家人共度佳节的种种回忆。这一来,客居青山环绕的京师金陵的作者,自然便思念起家乡来了。
“卞侯墓下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五、六两句,意更深曲复杂。迷芳草,芳草萋萋,一片凄迷,化用《楚辞·招胞士》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婆婆。”已寓有思归之意。而作者偏又以芳草与卞侯墓并置,以落花与莫愁女映照,似更富有富贵难久恃,盛时难长留的感慨。
作者来京前曾写道:“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论议名。”(《被诏将赴京师御别亲友》)于《赴京道中逢还乡友》诗中又曾写道:“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对自己来京任职内心显然已有矛盾和疑虑。加之写罢此诗后仅四个月,朱元璋召见作者,面授户部侍郎,他却固辞不受,遂被放还。因而,在他的思家之情中交织有上述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是因此,他才写出了末尾两句的强自宽慰之词:幸而有几位同院的故友,可与沽酒共饮,一醉京华。其意正是针对暗含于上述节物风光描写中的寡欢、不幸心情而言,而“醉京华”之“醉”,也是为了谴闷宽怀而醉,而非缘欢快而取醉。
《独漉篇》原为乐府“拂舞歌”五曲之一,古辞以“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仇不报,欲活何为”,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
“独漉水中泥”,“独漉”在今河北,传说它遄急浚深、浊流滚滚,即使在月明之夜,也吞没过许多行人。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述说它“水浊不见月”的污浊,第三句“不见月尚可”,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揭出它“水深行人没”的罪恶。这“独漉”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诗人所愤切斥责的,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并将“河北”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他们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暗了天月,吞噬了无数生灵。
接着由纷乱的时局,转写诗人客中飘泊、报国无门的孤愤。当中原深受罹乱时,诗人正孤身一人,飘泊在东南。眼看着“越鸟南来”、“胡雁北渡?”,诗人心中不胜悲哀:那鸟雁飞归的北方,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我欲弯弓向天射”一句,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射天”奇思。它与“拨剑四顾心茫然”一样,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但弯弓射天,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雁,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失却归路,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眼望月下的树影,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诗人不禁一声长叹:“客无所托,悲与此同”——他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飘荡无主。
自“罗帷舒卷”以下,诗境陡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却还独伫空堂,他究竟在等待着谁?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诗人惊喜中转身,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随着罗帷之开,月光便无声“直入”,正如豪爽的友人,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然而它只是月光的“无心”造访,根本无深意可解。这四句从清风、明月的入室,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思致妙绝。而且以动写静,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衬托得孤寂冷落。
诗人所期待的,就是参与平叛、为国雪耻之用。
“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如同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锈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末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据《幽明录》记,楚文王得一神鹰,带到云梦泽打猎。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鸢毫无兴趣,而竟去攻击九天巨鹏并将之击落。此诗结句所展示的,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而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发出了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声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声音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之中。
此诗共分六节(乐曲的章节),初读起来似乎“解各一意”、互不相属,其实却是“峰断云连”、浑然一体。从时局的动乱,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从独伫空堂的期待,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最后壮心难抑、磅礴直上,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其诗情先借助五、七言长句盘旋、摩荡,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而奇幻峥嵘之思、雄迈悲慨之气,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行路难三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相比,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