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见那里收藏的东西,从极远的边地到海外,奇异的花卉石子没有不能罗致的,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筑园建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用千钱买一石,有的用百钱买一花,并不吝惜。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有时就将它砍去,说:“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可心的竹子,常常不惜花费数千钱来购买;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干枯而死。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而江南人中有人讥笑他们说:“京城人竞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呜呼!奇花异石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边地海外,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这种情况恐怕是笑不完的了。俗语说: “人离乡则愈贱,物离乡则愈贵。”如此说来,世上的美丑好恶,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君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到处种竹,不种其他的花木。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他偶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盛况,单独在这里取山地本来所有的东西,可以不花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也足以自适。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我认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呢?过去有人谈论竹子,以为它绝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妖艳柔美不如花,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们都算不上懂得竹子。
任君在繁华闹市中生长,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饰、车马、僮仆、歌舞,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弃而去。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然后心里才高兴。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可叹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对此我更加有感受了。
注释
任光禄:任氏,名卿,字世臣,号竹溪,宜兴人,生于明宏治戊午五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甲寅八月初十日。曾历任光禄寺署丞、湖广都御史等职。所居皆艺竹,故号竹溪。光禄:官名,光禄寺卿或少卿。
绝徼:极远的边地。徼:边界。
芟:锄除。
去:去除。
是:这。
穷其所生之地:探求它的原产地。穷:追溯。
去乡:离开本土。
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世人对于美丑的看法,是不固定的。
荆溪:水名,在江苏南部,经溧阳、宜兴,注入太湖。
间:间隙,这里指偶然。
土:这里指本土,本地。
蓊然:丛密的样子。
臭味:气味。
绰约:柔美的样子。
孑孑然:形容孤高的样子。
偃蹇:高傲的样子。
谐:协调。
一:一样的。
纷华:指富贵繁华的生活。
间:间隔,阻止。
然则:既然这样……那么。
重:甚。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是唐顺之的舅舅光禄大夫任君在荆溪之上修筑园林,请唐顺之为文以记,于是作者便写下这篇文章。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他在《乞归疏》中写道,“但愿生入玉门关”。“何如”、“饮水”两句用的是尧让君位于巢父和许由的典故。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巢父,巢父拒绝接受;尧把君位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跑到颖水边洗耳,认为耳朵听到这个消息受到了玷污。此时,巢父正好牵牛饮水,巢父听说许由洗耳的原因后,认为洗耳的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喝,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多清高脱俗的两个人!贾谊、班超一文一武,文有惊世鸿文,武有治国之功,但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有家难回,这都是当官害了他们。许由、巢父不是没有君临天下的机会,更不是没有为官作长的素质,但他们都识透玄机,不入官场,不求功名,不沾利禄,无牵无挂,乐做田园之隐士,远避祸灾,逍遥自得,牵白犊饮清流,与贾谊、班超截然不同。李白终生都想从政,在此时似乎终于感悟到了。
无论写自己归隐,或者劝人退后致仕,大多缠结在深山烟霞、野水瞑迷之间,生活则亦渔亦樵,且吟且醉。本诗却是借历史作比照:或则才调绝伦而沉论不遇如贾谊;或则象少时便有“挟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虽博得封侯万里而终抱未能生归玉门的隐痛的班超;前者悒郁而早夭;后者虽勉尽天年而仍不免遗恨。这样看来,倒不如学古高士许由、巢父那样躬亲耕种,凿井自饮,高居清流,乐其生死。既不以形骸为役;也不让心神徒劳来得自在呢!——以太白自由解放的灵魂看,这恐怕也正是他一向笑傲王侯、卑视卿相的素怀吧!
此词写晚春游湖感怀,追忆往昔湖上与情人遇合的欢悦和别离的悲伤,对已故情人表示沉痛的悼念,也寄寓了对自己长期孤身漂泊的不幸身世的感慨。全词以大开大阖之笔,集中而形象地表现了伤春惜别之情,在结构上体现出时空交错的特点。
全词分为四段,长达二百四十字,形同一小赋。第一段写现实,作者在爱妾死后,犹自在苏州伤春。将伤别放在伤春这一特定的情境中来写,语气舒缓,意境深长。开头以暮春独居起兴,触发羁情。时值春暮时节,残寒病酒,“病酒”属人事,“残寒”属天时,揭出天时人事之衰颓;而着一“欺”字,实寓人事可为、天意难背之无奈。起句凄紧,已将典型环境中典型情绪写出,并以此笼罩全篇,笔力遒劲,寄正于闲,寓刚于柔。“掩沈香绣户”一句状其孤独,而“沈香绣户”四字,显然又隐藏了一段旖旎情事,如今“掩”去,则苦痛虽不明言而隐约可感。接下去写燕飞西城,始写及暮春景致。燕燕于飞,画船轻载、晴烟冉冉,无一非即见之景,然与当年去妾之时节,非常相似。作者在湖中看到此景,不禁羁思飞扬起来。羁情化为轻絮,随风飘荡,正如此时作者的思绪一样,似乎所起有因,但终不知归于何处。此处写羁情而似随风飘荡的轻絮,貌似轻灵,实状心绪散乱之形。羁情游荡飘逸,最后落定在对西湖十载游治之事的追溯上。
第二段追溯西湖刻骨铭心的情事,写初遇时的欢情,并寄寓欢会有限终寓别离的怅恨。从《渡江云·西湖清明》等描写杭州情事的词可以知道,初遇时间在清明时分,地点在杭州西湖。作者开始是骑马,后来“傍柳系马”,舍陆而舟,转入水路,通过婢女传书暗通情意,招入“仙溪”的伊人居处。此处暗用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之事,曲折地写出伊人的姿色不凡与相识相交的离奇经历。“锦儿偷寄幽素”一句,委婉写出两人的交遇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或有阻隔。“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二句,是写初遇时悲喜交集之状。“春宽梦窄”是说春色无边而欢事无多,“断红湿、歌纨金缕”是说因欢喜感激而泪湿歌扇与金缕衣。歌纨、金缕,皆别前之物,如今徒成叹息而已。“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三句以景结情,进一步写欢情,但含蓄不露,意味无穷,蕴藉空灵,品格自高。
第三段述写别后情事。“幽兰旋老”三句突接,跳接,峰断云连,因这里和上段结处实际上还有较大距离。此段先写暮春又至,自己依然客居水乡。这既与“十载西湖”相应,又唤起了伤春伤别之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吟咏,将伤春伤别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于是从别后重寻旧地时展开想象,回首初遇、临分等难以忘怀的种种情景。“别后访”四句是逆溯之笔,即一层层地倒叙上去。先是写花谢春空,芳事已随流水,然后写风雨葬花,实则暗示人也已随花而去。这是赋,也是比,是写风景而兼道人事。于是逆溯上去,追叙初遇。“长波妒盼”至“记当时短楫桃根渡”,这是倒装句,依文法次序应该是:“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这几句是写当时艳遇,伊人顾盼生情,多么艳丽,即使是潋滟的春波,也要妒忌她的眼色之美;苍翠的远山也羞比她的蛾眉,而自愧不如。因旧情难忘,所以在重访时又念此情。这几句相对于第二段是再次吟咏,当时在西湖上偷传情意以及后来的欢爱再次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是所用意象不同,而且体现出创作之理也不同,这次抒写已经有了生离死别的意味。此段结处承上补写分手情况。
第四段淋漓尽致地抒写对逝者的凭吊之情。悼亡、招魂、自伤,句句伤心欲绝;感情更为深沉,意境更为开阔。因伊人已逝去,已非一日,作者对她的悼念,也已经岁经年,但绵绵长恨,不随伊人的逝去日久、自己的逐渐衰老而有所遗忘。于是作者便在更长的时间中,更为广阔的空间内,极目伤心,长歌当哭,继续抒写他胸中的无限悲痛之情。这里主要是怅望:“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是寄恨:“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沈过雁”;是凭吊:“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也有睹物思人的回忆:“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风(钗)迷归,破鸾(镜)慵舞”。意蕴层层加深,都在极力渲染凭吊的巨痛。“漫相思”一句,遂因无人可寄而移情入筝,哀音不绝,相思无已。煞末又因相思无已而寄意招魂,虽是化用《楚辞·招魂》之语,实也是自写其心。
全词以羁情绾合离情,隐含着一种独特的思想感情与美学意蕴,意繁气盛,字凝语练,结构缜密,层次分明,笔力弥漫,灵动多致,其炼意琢句之新奇,空际转身之灵活,皆非有大神力者不可致。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吴文英曾大书此词于丰乐楼壁上,“一时为人传诵”,则作者自赏之心亦昭昭可鉴。
开首两句点题。上句设问,下句作答,这比直说青山被浮云所遮盖,更耐人寻味。而且,由于用了拟人手法,还大大密切了物我关系,使读者仿佛看到了词人那种翘首凝望、喃喃自语的情态。起句用典,《庄子·大宗师》云:“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庄子这段话是为抒发他有藏必亡的虚无观点立论的。
以作者的词句同黄氏的诗句相比较,黄氏的“持”字径从《庄子》语中“负之而走”的“负”字而来,稍显得拘泥朴实;而词人的“推”字,则显得空灵巧妙,更切合青山被浮云所笼罩的景象。可见,用典的巧拙,不在于能否师其字面,而在于能否即景会心,缘事而变化。而“四面浮云猜是汝”句,何以用“猜”而不用“知”?盖“知”字判断的意味太浓,和起句的诘问语气不相搭配,且使此句也显得呆滞;而著一“猜”字,不仅和起句的诘问语气相吻合,而且还使全韵灵动活泼,声情若掬。歇拍一韵紧承前韵,通过描述自己寻觅“常时相对两三峰”的行动和“走遍溪头无觅处”的结果,进一步证实青山被浮云所笼罩,并隐然透露出词人的遗憾心情。词人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寻觅“常时相对”的青山?因为青山是他闲居瓢泉期间的知音,也是他光明磊落的人格的真实写照。“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浣溪沙·瓢泉偶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可见词人对青山的感情是多么深厚,怪不得他要殷勤寻觅呢。
词的上片写青山被浮云遮覆的忧虑,下片则写重睹青山的喜悦。下片两句笔锋一转,景象突然一变:西风乍起,浮云飘散,忽然看见平时与之相亲相爱的青山象擎天巨柱一样,岿然耸立在东南天际。说写词人重睹青山的喜悦,可又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上句的“瞥起”和下句的“忽见”,来表现作者在刹那间的感情变化。如果说下片一韵着重写浮云散而青山见的自然景观须臾间的变化的话,那么结拍一韵还不该直接抒写重睹青山的喜悦心情吗?作者偏不这样,而是宕开笔墨,描写了一个老僧看到青山依然挺立东南天际时的欢快举止和情态,通过老僧之喜来映衬词人之喜。这样写不仅多一层曲折,而且还丰富了词境,说明热爱青山、关心青山是否依旧的,正大有人在,那老僧即其一例也。
这首词虽然题为“戏赋云山”,但词人对他吟咏的对象并未作十分精细的描绘和刻划,而是抓住自然界客观景物的倾刻变化,以轻快明朗的笔调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寓意深刻,并非平淡之叹。这首小词的格调明快疏朗,清新活泼,反映了词人落职闲居期间积极乐观的一面。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