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评论者拿盗窃兵符一事做为信陵君的罪过,我认为凭这一点还够不上拿来责罪于信陵君的哩。那强劲的秦国 暴虐到极点了,如今把其所有的兵力来压于赵国 ,赵国肯定会灭亡。赵国是魏国的屏障,赵国亡了,那么魏国将要步其后尘;赵国与魏国,又是楚、燕、齐各国的屏障,赵、魏亡了,那么楚、燕、齐各国就得步其后尘了。天下的形势,再没有岌岌可危到像当时一样的了。因此,救赵国,也就是用以救魏国;救这一个国家,也就是用以救六个国家啊。盗窃魏国的兵符来解脱魏国的祸患,借用一国的军队来分担六国的灾难,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么信陵君真的没有罪过吗?回答是:这话又不对了。我所责备的,是信陵君的心啊!
信陵君不过是一个王室公子罢了 ,魏国自有其君王的嘛。赵国不请求于魏王,而不断地恳切求救于信陵君,这说明赵国只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还有个魏王呢。平原君用亲戚情分来激将信陵君,而信陵君也自己为了亲戚的原故,想急于救赵,这说明信陵君只知道有自己的亲戚,不知道还有个君王。他的盗窃兵符,不是为了魏国,不是为了六国,而是为了赵国才如此;其实也不是为了赵国,只是为了一个平原君罢了。假使祸患不在赵国,而在其他国家,即使撤销了魏国的屏障,撤销了六国的屏障,信陵君也必然不会去救他的。假使赵国没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亲戚,纵然赵国亡了,信陵君也必然不会救他的。这就是说赵王及其国家的轻重,不能比得上一个平原公子;而且魏国的军备原是依靠它来巩固自己的国家的,如今却拿来供信陵君的一个亲戚使用了。幸而战胜了,还算是可以的;如果不幸而战不胜,做了秦国的俘虏,就是倾覆了魏国几百年来的国家命运来殉葬于自己的亲戚。如果这样,我不知道信陵君用什么来回答魏王呢?!
盗窃兵符的计谋,那是出自侯生,而由如姬来完成的。侯生教魏公子来盗窃兵符,如姬在魏王卧室里替魏公子盗窃兵符,是这两个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而不知道有魏王啊。我认为信陵君如果为自己打算,不如用赵、魏两国唇齿相依的形势,以激发、上谏魏王,如果不听,就用他本人的想为赵国而牺牲于秦国军中的心愿,而死在魏王面前,魏王也就必然会醒悟了。侯生为信陵君打算,不如朝见魏王来劝说他救赵,如果不听,就以想为信陵君而死的心愿,死在魏王面前,魏王也必然醒悟了。如姬既有意于报答信陵君,不如乘魏王的空闲时,日日夜夜劝他救赵,如果不听从,就用想为公子而死的心愿,而死在魏王面前,魏王也必然醒悟了。这样做,就使信陵君不辜负魏国,也不辜负赵国;侯生等二人不辜负魏王,也不辜负信陵君。为什么不提出这种计划呢?信陵君只知道有做为亲戚的赵国,不知道有魏王;里边则有宠幸的侍妾,外边则有邻国,低贱者则有像夷门监侯生等乡野之人,又是都只知道有个魏公子,却不知道还有位君王。这就是魏国仅仅有一个孤立的君王罢了。
啊!自从世运衰败以来,人们都习惯于违背公益而甘心死于私党的行为,却忘掉了守节义而奉公的道理。于是就形成只有重要的宰相而没有具有权威的君王,只有私仇而没有义愤的局面。例如秦国人只知道有穰侯魏冉,而不知道有秦王;虞卿只知道贫贱时的老朋友,而不知道有赵王。这乃是君王好像旗子一样地被人把持着已经很久很久了。由此说来,信陵君的罪过,原不在于兵符的盗窃与否,若是为了魏国,为了六国,纵然是盗窃兵符,还是可以的;若是为了赵国,为了一个亲戚,纵然请求魏王,并且公然得到了它,也是有罪过的。
虽是如此,魏王也不得以为是没有罪过的。兵符既藏在卧室之内,信陵君怎么能盗窃了呢?信陵君不害怕魏王,而居然直接请托如姬,这是他平日已看到魏王的疏忽了。如姬不害怕魏王,而敢于盗窃兵符,这是她素来仗恃着魏王的宠爱。木头枯朽了,然后蛀虫就生出来了。古代的君王手握重权,而宫廷内外没有敢不肃敬的,那么信陵君怎能建立私交于赵国呢?赵国怎能私下求救于信陵君呢?如姬怎能承受信陵君的恩惠呢?信陵君怎能施卖恩德于如姬呢?《周易》的所谓“履霜,坚冰至”(踩着路上的寒霜,就意味着坚固的冰块将要出现了)的逐渐形成的道理,难道说“一朝一夕”就会突然发生的吗?由此说来,不只是众人不知道有魏王,连魏王也自以为是个被把持着的旗子呢。
因此,信陵君可以做为人臣结党营私的鉴戒,魏王可以做为人君失权的鉴戒。从《春秋》的书写“葬原仲”和“翚帅师”的笔法来看,哦,圣人考虑得是多么深远啊!
注释
符:兵符,其形如虎,故又称“虎符”。古代将帅出征时,由国君和将帅各执兵符一半,以后国君想调动军队时,须将国君所执的一半送至将帅处,与将帅所执的一半吻合后方能接受命令。
岌岌:极端危险。
平原君:战国时赵惠文王之弟,名赵胜,曾任赵相,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其夫人为信陵君之姐。当以兵围赵时,平原君曾多次派使者向信陵君求救,并以姻亲关系来打动其心。
谢:在这里是“请罪”之意,与现代用法不同。
侯生:侯赢,原为魏国国都夷门的守门人,后为信陵君家中门客。当平原君向信陵君求救时,他向信陵君提出窃符之计。
曷若:何如,倘若。
“如姬”句:如姬之父被人杀害,信陵君曾为之复仇,故如姬对信陵君深为感激。
穰侯:魏冉,以昭襄王之舅父,曾任以将军、相国,握有以国军政大权。“穰侯”为其封号。
虞卿:赵孝成王时相国。他和魏国的魏齐曾为早年间的好友,其后魏齐遇难出奔,他为了帮助魏齐,竟弃官与之一起出走。
赘旒:旒,同“瘤”,多余的东西。
履霜之渐:《易经·坤》:“履霜坚冰至。”说明行路时如踏到霜,则冰天雪地即将到来。
葬原仲:原仲为陈国大夫,死后,其旧友季友(鲁国的公子)私自去陈国将其埋葬。孔子认为这是非礼的行动。
翚帅师:鲁隐公时,宋、陈等国进攻郑国,宋国也要鲁国出兵,鲁隐公不同意,鲁大夫翚(即羽父)未得允许便帅师而去。孔子认为这是目无君主。
阅读本文时,应该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唐顺之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这正是一个“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的年代。君主大权旁落,宦官、奸臣交替把持朝政,因而作者为之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抒己见,在文章中以“借题发挥”的手段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
此篇与其说是思夫词,不如说是思妇词。词上片写春天夜晚的景象;下片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此词表面全是写景,但联系明朝将亡的形势,细味“辞却江南三月,何处梦堪温”诸句,工丽婉曲,语极含蓄,当是有所寄托。
上阙写日落黄昏,晚鸦投林,余晖即将收尽,唯有“一枝花影”依稀可见。“送”字含脉脉惜别之情。“春归”三句,情致更深一层。一夕春晖收去,而整个春三月也即消逝,春之去意已决,纵有道道“重门”也难以将其阻拦。宋人诗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之句,说春来关不住,此则云“一枝花影送黄昏。”
于是“春归不阻重门”,说春去关不住,情致何其哀婉。春归匆匆,要做什么,是寻找好梦,这是女主人的猜测,“何处”是提出疑问,挑明了说,就是并无欢乐之梦可以重温,没有必要辞别江南,仍是留春之语。而“何处”句,又可解为抒情主人公之自问自伤,嗟叹春已归去,而已有鸳梦亦何堪重温。但春执意要走,“阶前新绿”虽有勃勃生机,但也只能“空锁芳尘”,留不住坚决归去的春天,这可苦了闺中人了,她无伴无侣,只得凄然苦对一片伤心碧。至此,文情由惜春转为怨春。
下阙继续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随风曳云”二句,写春之踪迹来去自由,随风带云,轻快之极,却不假不恋人间华美的物事如“兰棹朱轮”等等,总见其无情。但偏偏在梧桐枝上留下三分春色,“碧梧栖老凤凰枝”(唐杜甫《秋兴》其八),这可怜的三分芳意,也将片刻即逝,非但不足以慰藉人情,反而更惹人怅恨。春似有情而实无情。以下文情又作一折,感谢明月“多情”,怜悯愁人,和她为伴,“明宵还照旧钗痕”但又冠一“恐”字,将信将疑,也许“皓魄”和春一样,会将她抛撇。“望”字则点出所思在远方。末二句以写景作结,一片混茫,无限情思。闺中人以春拟人,与春对话,丝丝缕缕,曲曲折折,抽绎出幽思深情。词人体情入微,唯至情之人,有此至情之词。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此词写夏日傍晚,阵雨已过、月亮升起后楼外楼内的景象,几乎句句写景,而情尽寓其中。
柳在何处,词人不曾“交待”,然而无论远近,雷则来自柳的那一边,雷为柳隔,音量减小,故曰“轻雷”,隐隐隆隆之致,反异于当头霹雳。雷在柳外,而雨到池中,池水雨水难分彼此。雨来池上,雷已先止,唯闻沙沙飒飒,原来是“雨声滴碎荷声”。奇不在两个“声”字叠用。奇在雨声之外,又有荷声。荷声乃其叶盖之声。又着“碎”字,盖为轻雷疏雨,雨本一阵,而因荷承,声声清晰。
雨本不猛,旋即放晴故曰“小楼西角断虹明”。断虹一弯,忽现云际,则晚晴之美,无以复加处又加一重至美。又只下一“明”字,而断虹之美,斜阳之美,雨后晚晴的碧空如洗之美,被此一“明”字写尽,因为它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光线、色彩、时间,境界深远。
断虹现于小楼西角。由此引出上片闻雷听雨之人。其人独倚画阑,领此极美的境界,久久不曾离去,一直到天边又见了一钩新月,宛宛而现。“月华生”三字,继“断虹明”三字,美上增美,其笔致温丽明妙,匪夷所思。
下阕继月华生而再进一层,写到阑干罢倚,人归帘下,夜深了。凉波比簟纹,已妙极,又下“不动”字,下“平”字,写透静处生凉之境。水晶枕,加倍渲染画栋玉钩,是以精美华丽之物写理想的人间境界。而结以钗横,则写出夏夜人不寐的情状。
词的上阕写室外景色,轻雷疏雨,小楼彩虹,雨后晚晴,新月婉婉,尤其是“断虹明”三字和“月华生”三字的妙用,把夏日的景象推到了极美的境界。下阕写室内景象,以精美华丽之物又营造出一个理想的人间境界,连燕子也飞来窥视而不忍打扰。结尾两句是人物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引人遐想,艳而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