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枝·江南岸》是一首女子送别词,写一个女子送丈夫上京求取功名时的心情。唐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所以柳枝与离别总是联系在一起,甚至代表离别。这首词中的柳枝,就是代表离别的,同时又是作为和声加入词中的。和声字可以没有意义,只起和声作用;也可以有意义。这首词中的“柳枝”是声义兼有的。
江南岸,是女子送别的地方。江北岸,是丈夫要去的地方。丈夫要渡江北去,江边多杨柳,所以杨柳又与送别的地方景色有密切关系。女子在送别时见到江边杨柳依依,眼前的景色更勾起了她的离愁别恨。前两句是女子在说:我来到江南岸边送你啊,我们要分别了;你要渡江北去了啊,我们要离别了!江南江北,一水盈盈,隔断鸳鸯,南北分飞。眼前的江水就是天上的银河。女子内心感到十分痛苦,转而埋怨柳枝,老是千百次地折柳送行,无休无止,什么时候才能不折柳枝呢?清代大诗人王士祯有两句诗写出了同样的心情:“灞桥两岸千条柳,送尽东西渡水人。”(《灞桥寄内》)。虽有东西、南北之不同,而怨别心情则是一致的。上片歇拍,这女子干脆直抒胸臆:“恨分离!”恨尽管恨,分离还是要分离。女子的感情逐渐趋向高潮。
下片写女子向丈夫敬酒泣别。留是留不住了。“悲欢离合一杯酒”。女子难过地对丈夫说:“请您喝下这怀酒吧,我们要分离了。我眼泪双垂,难分难舍。”这位女子的感情发展,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她不是在临别时说几句吉利话,祝丈夫到京城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反而希望丈夫到京城百事不利,事与愿违。这似乎不合情理,其实不然,她深知如果丈夫到京城吉星高照,官运亨通,那还不知道要停留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为了使丈夫能早日回家,夫妻团聚,亲亲热热过日子,她宁愿丈夫到京百事无成,失意而归。当功名富贵与爱情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是多么地珍惜爱情,轻视富贵,表现了她真纯高洁的可贵品质。与苏秦的妻子大不一样。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早曾写过:“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位闺中少妇是重爱情而轻封侯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一首诗:“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寄聪娘》)更是切中了女子的心理,写得深刻而又细致。
这首词中“柳枝”重复出现六次,这一方面是作为和声,适应音乐的需要;另一方面,柳枝也意味着离别,六次出现,犹如重章叠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起到了深化离别之情的作用,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强化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
首联“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冬云压雪,人雪纷飞,万花凋零。这是严寒冬天的景象。但诗人在拟写冬日景象的同时,更是借此喻指当年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1959年到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失误,天灾人祸双重磨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到了1962年,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接连发表反华文章,煽动四十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进行骚扰。在西藏边境,印度当局公然派出军队侵入我国大片领土。一股股反华恶浪,甚嚣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人士也少了许多,真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一时稀”,顿时少了,暂时少了。当然,真正美好的事物是不会灭绝的。
颔联“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滚滚寒流带来了大雪纷飞,这与上联紧密相连,而“大地暖气”拓展了新的内涵。从时间看,1962年12月26日,正是冬至节后第四天,“冬至一阳生”,阴阳变化,寒流中开始透出暖气。从空间看,天地相对,互为依存,互相流转,冷暖对流。对立统一,物极必反,这是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辩证规律。颔联具有深刻的哲理,也有内在的寓意。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版《毛主席诗词》。
“寒流滚滚”隐喻赫鲁晓夫集团不断掀起的反华逆流,也包括一切反动派的挑衅行径。他们蛮横凶狠,妄图压倒中国人民。然而,“大地微微暖气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并开始纠正一系列失误,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建设方针。到了1962年下半年,经济开始走出低谷。与此同时,对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攻击予以公开答辩,揭露其真面目;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度军队的侵略;对其他反动派也予以有力回击。脚踏实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寒流刮倒,而是勇于迎击,站稳脚跟,健步向前。“滚滚”与“微微”对举亦极具意味,“滚滚”状敌对势力之来势凶猛,“微微”则写我正义之师斗志之持续高昂。
颈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是“大地微微暖气吹”的升华。“大地暖气”是中国人民抗击寒流的努力,这里具象化为英雄豪杰驱除虎豹熊罴。虎豹熊罴都是庞然大物,喻指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拦路虎,既包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包括一切艰难险阻。“独有”,意为顶天立地,毅然决然,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带有革命者回顾历史经验的含意。“更无”则是前瞻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碰到什么困难,都会一往无前,奋战到底。这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崇高的英雄品格,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诗人自己。在革命征途上,战胜过千难万险,到现在,革命仍在发展,战斗未有穷期,革命者应一如既往,毫不畏惧,迎难而上。
尾联毛泽东以“梅花”,这最寒冷的季节独傲霜雪的中国国花,象征诗人及大中华不屈不挠的斗志和高洁精神。面对漫天大雪,梅花欢喜得很,根本就不怕严寒。毛主席在此化用中国古典文化中梅花清高,孤洁的形象,一变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无限壮美的情怀。诗人在此似乎在高唱:来吧,狂风大雪尽管来吧,一切反华的恶势力尽管来吧。“冻死苍蝇未足奇”抒发了对经受不住考验者的蔑视。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用了“虎豹”、“熊罴”两个意象指敌人,仅用“梅花”一个形象指革命者,也算是一个特色。另外整首诗抒情的气势雷霆万钧,出入于无人之境,又一次体现了诗作大气壮阔的特征。
此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喻、象征、对比的艺术手法。数种手法交替使用,相得益彰,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意志。诗人以“白絮”喻满天大雪,以低沉的“冬云”、纷飞的大雪、凋零的“万花”象征险恶的国际环境,以“英雄”“豪杰”象征大无畏的诗人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以“虎豹”“熊罴”象征强大的国际反华势力,以“梅花”象征历经磨难更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以“苍蝇”象征屈从于强权的国家和政党。同时,将险恶的环境与抒情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对比,将软弱渺小的“苍蝇”与傲雪挺立的“梅花”对比,一反一正,一丑一美,以反写正,以丑突出美,有效地加强了表达效果。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