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徐兰为清宗室安郡王(疑即玛尔浑)幕僚期间，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帝统兵征噶尔丹时，随安郡王出塞，由居庸关至归化城。此诗即是随军出塞时作。诗中描写了出关所见景色，抒写了出征土卒怀土恋乡的感情。
前两句，有版本“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其中的“此”字原缺，此据诗意补出。前两句写“出居庸关”之前士卒的心理。“封侯”，从字面说，是指当上大官；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指驰骋疆场，功业有成。前两句意思是说，将军将在边地的战斗中建立功勋，这对于士卒说来，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意味着士卒也将有立功的机会，因而急于奔赴边地，而无意于逗留不前。
后两句，则是写临出居庸关时的情况和心情。“出”字原缺，此据喀《清诗别裁》补出。“马后桃花”，意谓关内正当春天，温暖美好；“马前雪”，是说关外犹是冬日，严寒可怖。因而，无心在征途上逗留的士卒，在临出关的刹那，却不禁犹豫了起来，不自觉地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关内的景色。此诗对土卒内心世界的开掘是相当深入的，诗中不作静态的描绘，而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从环境的变化相应写到士卒心态的改变：当立功边塞的机会在前方等待时，士卒一往无前，充满豪情；而当即将出关、远离故土时，又难免生出柔情，回头顾盼。诗中的主人公，既不是甘心老死于槽枥之下的驽骀之辈，也不是只会行军打仗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战争工具。豪情与柔情、为国捐躯与怀土恋乡，两种对立的感情，在人物身上得到了相当和谐的统一。
全诗最动人的是三四两句。尤其是第三句，将“马前”、“马后”写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更是石破天惊的奇思妙笔。在具体写法上，这一句也很有特色：“马后桃花”与“马前雪”，是对比；以马概人，则又有所省略。沈德潜称赞此诗说：“眼前语便是奇绝语，几于万口流传。此唐人边塞诗未曾到者。”(《清诗别裁》)徐兰是一个爱作惊人语的诗人，他在《归化城杂咏》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后骑解衣风柳下，前军堕指雪花中。”“奇绝”的“眼前语”的获得，归根结底是由于诗人有边塞生活的独特体验，故能于唐人边塞诗之外开拓出新的境界。而从意象与用词而言，或许还受到过唐人权德舆的“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岭上逢久别者又别》)与马戴的“马头冲雪过临洮”(《出塞词》)的启发。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中，将此诗的题目改为《出关》，将前两句改成“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从诗句本身说，首句写静，次句写动，对环境描写与氛围渲染的表现都相当成功。但“凭山”句将所出之“关”，明白写成了山海关，这与诗人此次随军出征的路线不合，是不应该当作徐兰的创作来欣赏的，故为本文所不取。
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的那首词“人生贵极是王侯”不失为真情之作，但从诗首先应当具有形象性的特质的角度而言，她的词未免有直露的、理念化的毛病。相比之下，还是她丈夫的诗高出一筹。赵词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一个烟波浩淼的开阔境界，在水天相接的渺渺烟波间，一叶扁舟正在若隐若现地出没。赵孟頫是元代雄称一世的大画家，他“诗格清逸，词亦有风致”，他词中所描写的也正是用文字代替线条，勾勒出一幅能使人如亲临其境的“画境”。诗人从空间的角度描写了渔父纵一叶之扁舟，凌万顷之烟波的开阔自由的形象之后，接着便点明其活动的时间和周遭的氛围：西风阵阵吹来，片片落叶飘飘而下，五湖烟水笼罩着一派萧萧秋色。《楚辞·九歌》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唐人贾岛亦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之吟。赵孟頫融汇了前人绝唱的精髓，质朴而自然地创造出这样一个爽朗、清峻却不萧条、冷落的独特意境。
诗人对渔父生活境界的讴歌乃是自身理想与希望的一种寄托，诗人笔下的渔父，实质上是作者心中自己的化身。与鸥鹭为伴为友，笑做王侯权贵，这并不是生活中渔父的实际思想状况，而是诗人自己情绪的对象化。“盟鸥鹭”，诗人希望与鸥鹭为盟。陆龟蒙诗云：“除却伴谈秋水外，野鸥何处更忘机”，陈与义诗云：“知公已忘机，鸥鹭宛停时。”赵孟頫这首词中，“盟鸥鹭”三字涵盖了上述丰富的意蕴，暗喻自己因无追名逐利的机巧之心方可与鸥鹭“为盟”。最后一句含义也颇深邃。据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联想到故乡的纯羹、鲈鱼脍，感慨道：“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弃官而归。张翰较之一班功名利禄之徒，其风范情操已可谓高矣，而赵孟頫连鲈鱼（象征一切身外之物）也无所求，不管其是否上钩，似乎比张翰还高出一筹。不过赵于宋末以荫补官，入元又仕为翰林学士，史家历来认为他节操不高，并未超脱名利富贵，诗人这样写至少是反映了他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或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吧。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