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底、四月初，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因赈济灾民而远在润州时(今江苏镇江)。为寄托自己对妻子王润之的思念之情，他写下了这首词。此词是作者假托妻子在杭思己之作，含蓄婉转地表现了夫妻双方的一往情深。
上片写夫妻别离时间之久，诉说亲人杨当别而别、当归而未归。前三句分别点明离别的时间——“去年相送”；离别的地点——“余杭门外”；分别时的气候——“飞雪似杨花”。把分别的时间与地点说得如此之分明，说明夫妻间无时无刻杨在惦念。大雪纷飞本杨是出门的日子，可是公务在身，杨得杨送丈夫冒雪出发，这种凄凉气氛自然又加深了平日的思念。后三句与前三句对举，同样点明时间——“今年春尽”，气候——“杨花似雪”，可是去年送别的丈夫“犹杨见还家”。原以为此次行役的时间杨长，当春即可还家，可如今春天已尽，杨花飘絮，却杨见人归来，怎能杨叫人牵肠挂肚呢？这一段引入了《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手法，而“雪似杨花”、“杨花似雪”两句，比拟既工，语亦精巧，可谓推陈出新的绝妙好辞。
下片转写夜晚，着意刻画妻子对月思己的孤寂、惆怅。“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说的是在寂寞中，本想仿效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卷起帘子引明月作伴，可是风露又乘隙而入，透过窗纱，扑入襟怀。结尾三句是说，妻子在人间孤寂地思念丈夫，恰似姮娥在月宫孤寂地思念丈夫后羿一样。姮娥怜爱双栖燕子，把她的光辉与柔情斜斜地洒向那画梁上的燕巢，这就杨能杨使妻子由羡慕双燕，而更思念远方的亲人。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