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东面。苍黄同仓皇，状匆忙、急迫。指南京突然受到革命暴风雨的袭击，因为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占领南京。原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等到北平去参加国共和谈，经过半个月的商讨，4月15日，由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当时蒋介石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天时间就冲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显得非常突然，故称苍黄。又，苍黄，还有由青色变为黄色的意思。所以“起苍黄”，又有形势变化，改朝换代之意。因此这句话是模状格，描写人民解放军很快占领南京；是借代格，借钟山来代替南京；是比喻格，用风雨来比战争进攻；是双关格，苍黄既指紧迫，又指变化。这一句用了四种修辞手法，又有大气磅礴的气势。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虎踞龙盘”讲南京形势优异。三国时诸葛亮看到吴国都城建康（在今南京市南）的地势，曾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太平御览》一五六引张勃《吴录》）石头城，在今南京市西石头山后。“今胜昔”，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形势更好了。原来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反动政府在这里发号施令，危害人民。现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大都市，自然胜过从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这里作“天翻地覆”，因为要与“虎踞龙盘”相对。“慨而慷”，感慨而激昂，指人民解放军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是他们和全国人民的心情共同感慨而激昂的。本于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这句原来先说“龙盘”，后说“虎踞”，现在把位置倒一下，“天翻地覆”，原来说“翻天覆地”，也把字儿倒一下，这是倒装格，适应律诗格律的需要。“慨而慷”是引用格。
上面四句是历史纪实，着重叙述，写得有声有色，气势雄壮，凝聚着赞美歌颂的深情。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指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两句是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战略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全诗的灵魂。毛泽东一反《孙子》中所提“穷寇勿追”的旧说，进一步吹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号角，一个“宜”字，显得洞察古今，果敢英武、坚决。用“剩勇”而不用”余勇”，不仅造语新鲜，更表明中国解放军尚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歼“穷寇”。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艺术化表述。接着又从反面总结了历史上悲剧人物项羽的惨痛教训，给读者以明鉴：“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不”字，显得烛照幽深，清配理智、彻底。这一联从历史到现实，一反一正，饱含哲理，巧用典故，生动形象，告诫及时，教诲深远。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揭示不断革命、不断改革、不断前进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出自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毛泽东借用它写在这首诗里赋予了新的意义：自然界四季变化，运行不息，使天地万物新陈代谢永不休止，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而不断向前发展，不断的革命和改革，正是人类社会的正常规律。这里清楚指明了前面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即国民党的覆灭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仅这佯，而且也指明了前面所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论点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革命人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正是行天下之“正道”，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本诗风格豪放，笔意雄奇，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叙事与议论、诗情与哲理的完美结合，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与诗人的多方智慧相结合的艺术结晶；二是典故运用生动贴切、深刻到位，使历史典故和现实斗争结合得恰到好处。全诗运用了七个典故，这首诗也是毛泽东诗词中运用典故最为绵密的诗作之一。
这首词起二句一“凭”一“解”，连续两个动词，写出女主人公有所思怀而心绪不宁。按照词意，顺序应为“解罗帷，凭绣槛”，这里使用逆挽法，凸显女子凭栏怀念、盼望征人的形象，并且“凭”“解”两个动作，既揭示出女子内心的不安，也为后面描写她的所见所感张本。接着二句，先写思妇失落，再写潇湘雁飞，以春雁北飞反衬人情。“未得君书”为凭栏解帷之由。“断肠”二字，一气直下，也是凭栏时所见所感：潇湘春雁，按时归去，人不如鸟，归期渺茫。“不知”句一问，把女子的企盼引向无法知晓的茫然，直接抒发其内心的愁苦。末二句又将词意宕开，写暮春时节，海棠花谢，细雨霏霏，构成凄楚迷蒙的境界，以景结情，将女主人公无限遐思织入海棠花谢雨蒙蒙之中，将她伤春感怀、念远思人的痛楚情绪表现得更加深沉含蓄。
此词不仅勾勒出一幅思妇凭栏远望的图景，而且通过景物描写，十分细腻而含蓄地道出了她无限惆怅的情绪。语句比较朴质，写得饶有情味。
“法曲献仙音”，又名“越女镜心”、“献仙音”。陈旸《乐书》：“法曲兴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律，有铙、钹、钟、磬之音。《献仙音》其一也。”又云：“圣朝法曲乐器，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笛、觱篥、方响、拍板，其曲所存，不过道调望瀛，小石献仙音而已。其余皆不复见矣。”《乐章集》、《清真集》并入“小石调”，《白石道人歌曲》入“大石调”。周、姜两家句豆大体相同。九十二字，前片八句三仄韵，后片九句五仄韵。前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五言两句，后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四言一句、六言一句，周、姜全同。
“风拍”三句。开头两句对仗。此言深秋时节，江湖上生长着的荷花，被风浪摧打得叶断梗折、花瓣零落，一派萧瑟之景。“艳拂”三句，言放在室中的盆栽荷花却仍旧生气勃勃，红白莲花随着金风在水盆上起伏不停。以此与上三句的江湖上荷花作比，并切入题意。“过数点”两句，言随着夕阳的折射，空中飘来几点雨丝。此种意境与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中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异曲同工，都写出了秋天的气候变化。雨丝挂在红白莲花上，使词人觉得莲花也在为秋尽冬临而流泪悲哀。
“宛相向”三句，述清晨莲花。言清晨，当玉井星坠向西边，彩霞从东方闪现之时，红白莲花随着微风发出飒飒的响声，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它们相对而玉立，仿佛两个娇女子在喁喁而语，并指点着说：“你看，你看，有一朵白云已经飞过了那远处小岛的上空。”“玉井”，即参星下四小星名。“寸藕”两句。言盆栽荷花的藕根虽短，但是如果折断它，那未其藕丝是抽扯不绝的，这就是“藕断丝连”啊。词人由此又联想到自己与爱人虽也是分隔两地，但心常思之也。“何郎”，即三国时的何逊，人称粉面何郎。这里借代词人自己。“半掬”两句。“掬”，离也。此言红白莲若即若连，似乎也感受到深秋的微凉，再听见寒蝉凄切，仿佛正在歌着《菱唱》曲，使寒意更加浓厚。“伴鸳鸯”两句，言盆栽的红白莲像鸳鸯般双宿水上，词人对花饮酒，自是一大雅事也。可是他偏不写饮酒，而是写酒醒后才发觉人已在床上，时候也不早了。这一曲笔，道出此词其实是词人的追忆之作也。
全词以拟人手法，写活了红白双莲，并衬以词人自己的联想，写花即写人也。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