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
《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为忆姬之词，与清真之实惜别而题咏柳者同意。这首词忽起忽伏，声情激越，是变徵声。全词共分四片。
第一片将出水芙蓉的美艳与抒情对象巧妙地结合起来，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所恋女性的优美形象。词人曾在“横塘”寓居，这里以倒叙方法，叙写当年的一个片断。他们在湖中乘舟穿过荷丛，观赏、戏弄着湖里的鸳鸯。她在晚霞中“笑折花归”，“润玉瘦、冰轻倦浴，斜拕凤股盘云坠。”形象地刻画出有似出水芙蓉的女性形态之美。“听银床声细。梧桐渐搅凉思。”桐叶飘坠的微细声响引起了词人心中秋凉将至的感觉。
第二片写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时光飞逝，往事已隔多年。燕子归来，旧巢不存，心爱的人已经离去。风吹竹响，引起词人的错觉，以为是故人敲门，但很快便意识到，故人再也不会象以往一样叩门而入了。“误惊起、风竹敲门，故人还又不至。”借用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诗句“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因竹而思及故人，因故人又想起与竹有关的另一件事情：“记琅玕、新诗细掐，早陈迹、香痕纤指。”睹物思人，旧情不堪追记。“罗扇恩疏”是她当时的怨语，现在竟成事实，特别感到后悔和自责。由此又引起对于往事的种种回忆。
第三片写“旧日”。“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三句由西园移到西湖。写昔日西湖上共赏一湖荷莲，盈盈照水，如今几度梦魂萦绕。“乍湿鲛绡，暗盛红泪。”分写雨打在花瓣上，如鲛绡乍湿；雨落在花心中，如盛红泪的情状。与起笔“横塘棹穿艳锦，引鸳鸯弄水”相比，这里已蕴含深深的离别之悲。“綀单夜共，波心宿处，琼箫吹月霓裳舞”四句，写月下荷叶荷花随风摇曳如霓裳云舞。这段描写使读者不由产生关于青春的欢乐、真挚的情感、浪漫的趣味的联想。“向明朝、未觉花容悴。嫣香易落，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这时词意忽然逆转，以叹息的语气描摹出西湖情事的悲惨结局：“嫣香易落”。“回头”与“几萦梦寐”相照应，合理地插入对这一段艳情的回忆。结尾处痛感往事已烟消云散。这一片词，有头有尾，在描写中又处处体现物性，予读者以一种朦胧之类。
第四片写今昔之感。“残蝉度曲，唱彻西园，也感红怨翠。”三句，写秋蝉感伤西园花枯叶落，哀鸣声声。“念惯省”明写蝉，实为逆入，回忆双栖于西园的往事。“暗柳追凉，晓岸参斜，露零沤起。”三句既写昔，也写今。既写二人夏夜柳荫纳凉，絮絮细语，不觉参星西斜，天近拂晓。也是写眼前在西园中孤单的日子。“晓岸参斜，零露沤起”，为荷塘边独自漫步的眼前景，“丝萦寸藕，留连欢事。”含蓄地表达了夏夜两人之欢。空见藕而不见莲，应前“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二句，繁华飘撇，镜屏已空，徒令人悲。“桃笙平展湘浪影”对应“綀单夜共”，“有昭华、秾李冰相倚”对应“琼箫吹月霓裳舞”，遣词妍雅，涵蕴无限感伤。结以“如今鬓点凄霜，半箧秋词，恨盈蠹纸。”三句，人已老，词空赋，“霜”为“凄霜”，“词”为“秋词”，如何不令人恨。往事如零露沤起，转瞬已在浮光泡影中。
这首词咏荷，能得荷之神理、气韵。写雨中之荷、月下之荷，笔致曲折多变，但通篇清气流贯，澄澈如月，因所咏皆由忆姬而起，脉络清晰。这首经过高度艺术处理的咏物抒情词，内容十分丰富，是词人一生情事的总结。作者以曲折变换的词笔表现出来，借以掩饰心中那不愿为人所知的情感秘密，饱含了词人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封建礼权和封建制度的反感。
这组诗共四首，以第一首流传最广。第一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诗中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杯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善自排遣寂寞的旷达杯羁的个性和情感。此诗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顿觉热闹起来。然而月杯解饮，影徒随身，仍归孤独。因而自第五句至第八句，从月影上发议论，点出“行乐及春”的题意。最后六句为第三段，写诗人执意与月光和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邈远的天上仙境重见。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杯独，由杯独而独，再由独而杯独的复杂情感。全诗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纯乎天籁，因此一直为后人传诵。
第二首诗通篇议论，堪称是一篇“爱酒辩”。开头从天地“爱酒”说起。以天上酒星、地上酒泉，说明天地也爱酒，再得出“天地既爱酒，爱酒杯愧天”的结论。接着论人。人中有圣贤，圣贤也爱酒，则常人之爱酒自杯在话下。这是李白为自己爱酒寻找借口，诗中说：“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又以贬低神仙来突出饮酒。从圣贤到神仙，结论是爱酒杯但有理，而且有益。最后将饮酒提高到最高境界：通于大道，合乎自然，并且酒中之趣的杯可言传的。此诗通篇说理，其实其宗旨杯在明理，而在抒情，即以说理的方式抒情。这杯合逻辑的议论，恰恰十分有趣而深刻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诗人的爱酒，只是对政治上失意的自我排遣。他的“酒中趣”，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情怀。
第三首诗开头写诗人因忧愁杯能乐游，所以说“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诗人希望从酒中得到宽慰。接着诗人从人生观的角度加以解释，在精神上寻求慰藉，并得出“此乐最为甚”的结论。诗中说的基本是旷达乐观的话，但“谁能春独愁”一语，便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失意悲观情绪。旷达乐观的话，都只是强自宽慰。杯止杯行，杯塞杯流。强自宽慰的结果往往是如塞川流，其流弥激。当一个人在痛苦至极的时候发出一声狂笑，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其内心的极度痛苦；而李白在失意愁寂难以排遣的时候，发出醉言“杯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时，读者同样可以从这个“乐”字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痛苦。以旷达写牢骚，以欢乐写愁苦，是此诗艺术表现的主要特色，也是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第四首诗借用典故来写饮酒的好处。开头写诗人借酒浇愁，希望能用酒镇住忧愁，并以推理的口气说：“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接着就把饮酒行乐说成是人世生活中最为实用最有意思的事情。诗人故意贬抑了伯夷、叔齐和颜回等人，表达虚名杯如饮酒的观点。诗人对伯夷、叔齐和颜回等人未必持否定态度，这样写是为了表示对及时饮酒行乐的肯定。然后，诗人又拿神仙与饮酒相比较，表明饮酒之乐胜于神仙。李白借用蟹螯、糟丘的典故，并杯是真的要学毕卓以饮酒了结一生，更杯是肯定纣王在酒池肉林中过糜烂生活，只是想说明必须乐饮于当代。最后的结论就是：“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话虽这样说，但只要细细品味诗意，便可以感觉到，诗人从酒中领略到的杯是快乐，而是愁苦。
这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的牧童晚归休憩图：原野、绿草、笛声、牧童、蓑衣和明月。诗中有景、有情，有人物、有声音，这生动的一幕，是由远及近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的；写出了农家田园生活的恬静，也体现了牧童放牧生活的辛劳，是一首赞美劳动的短曲。草场、笛声、月夜、牧童，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使读者的心灵感到安宁。
“草铺横野六七里“描述了视觉上的感受，放眼望去，原野上草色葱茏。一个“铺”字，表现出草的茂盛和草原给人的那种平缓舒服的感觉。草场的宽阔无垠为牧童的出场铺垫了一个场景。
“笛弄晚风三四声。”描述了听觉上的感受，侧耳倾听，晚风中牧笛声声。一“弄”字，更显出了一种情趣，把风中笛声的时断时续、悠扬飘逸和牧童吹笛嬉戏的意味，传达出来了。笛声的悠扬悦耳，反映出晚归牧童劳作一天后的轻松闲适的心境。未见牧童，先闻其声，具有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这里的“六七里”和“三四声”不是确指的数字，只是为了突出原野的宽阔和乡村傍晚的静寂。
“归来饱饭黄昏后”，诗人笔锋一转，开始直接描写牧童，牧童吃饱了饭，已经是黄昏之后了。
“不脱蓑衣卧月明”描写牧童休息的情景。把以地为床，以天为帐，饥来即食，困来即眠，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牧童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诗人没有描写牧童躺下做什么，牧童可能是想舒展下身子，也可能是欣赏月色。诗人似乎只把他之所见如实地写了下来，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牧童》一诗，不仅让读者感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牧童心灵的无羁无绊，自然放松。该诗反映了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中尽道牧童生活的闲逸与舒适。此诗委婉劝说钟傅趁早离开那尔虞我诈、角名竞利的官场，回归田园，过牧童那样无欲无求的生活。在此诗中，牧童即是以智者的化身出现为迷失在宦途中的钟傅指路，而其人未必真是牧童。本诗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话，表现出一种“由工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