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五句，从樵夫随身不离的工具——斧子入手，先是运用了两则古代的典故。一则是观看仙人下棋，以致烂了斧柄；一则是飞上天空，修磨七宝月轮：都是充满神奇夸张色彩的传说。可见作者是借物而寓现意境，暗衬出樵夫的不同凡俗：他饱阅世事，所谓“五百年来棋一局，闲看数着烂樵柯”（徐渭《题王质烂柯图》）；身手不凡，所谓“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咏“樵”而点涉“棋”、“月”，也说明这位樵夫具有雅士的素质。接着的两句，“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是巧妙的双关。表面上它仍是写斧，不去砍伐连理枝梢，故不至于锋刃卷缺。但其实质的含意，读者一目了然：连理枝是人间爱情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樵夫对它们爱惜有加，足见他是以仁德和正义为己身追求的有心人。这两句更明显地闪动着人物的身影，为下文对樵夫的直接描写，作了不露痕迹的过渡。
六、七两句对仗，形象而深刻地绘述了樵夫的日常活动。猿猴出没于深山悬崖，“猿枝”极言樵伐之险；野鹤在大树的枝梢上筑巢栖居，“鹤窠”极言山木之高。而樵夫涉险攀高，视同等闲，“不饶过”见出了他的勇敢坚决。山中涧谷乱石崎岖，坡坂泞滑难以驻足，而无论是“石涧”还是“泥坡”，樵夫都如履平地。“惯立尽”三字，体现出他知难而进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以上的七句已将樵夫的樵薪生活与正直刚强的品格作了充分的表述，那么结尾的三句，无疑是作者歌赞和审美的最强音。作者赞美樵夫，不仅是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出于他在精神上的超越。“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位蔑视名利、傲睨尘俗的高士形象。“云外”二字意兼虚实，既表樵夫的实际处所，又表出他的脱俗风神。元曲中常有对“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的赞美向慕，本篇这位“放怀歌云外樵夫”，是足以与之比并的。
“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照例要另添新衣了。罗、纨都是丝织品，在制衣前先要将其展开放在砧上用杵捣，然后才能制衣。在古代诗歌作品中，捣衣常常用来表现妇女对远行在外的亲人的思念，可是这首诗中，诗人却因捣衣无人而引起了和妻子生死永诀的巨大悲哀。捣衣、制衣都是妇女的工作，妻子如果在世，此时肯定要忙碌起来了，可如今到了这个时节，妻子却已永离人世了。面对成叠的罗纨，诗人不觉又潸然泪下。那帛匹上已沾满了泪水，诗人还在怅然伫立。“未能”二字，见出诗人的内心已由酸痛而至于麻木，他无力也不忍打开那帛匹了。这二句由事及人，由人及情，包含了作者深切的情思。
“风光肃入户，月华为谁来？”秋风急急地闯进庭院门户，这才惊动了独自出神的诗人。皎洁的月光也偏在这个时候不速而至。“月华”暗点诗人一直伫立到夜黑，语似浅而实深。月华本是无情物，可此时诗人却认定它是有情的，是理解人间的欢乐与悲愁的。那么，如今妻子不在了，它却照样把清辉洒向人间，诗人不由得要责问它为谁而来。在他看来，妻子既已不在人世，月华乃至一切，都变得多余了、毫无意义了。语似不合常理，情意却异常真切。
“结眉向蛛网，沥思视青苔”，室中全是蛛网，院内爬满青苔，一派荒芜凄凉。这一切，既见得妻子死后，家务无人操持；又见得爱妻一失，诗人已百无聊赖，万事都不关心。同时，“蛛网”、“青苔”，在这里又有象征意义。诗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亦正如这蛛网一样缠绕心头，剪不断，理还乱，这密布的青苔所显示的凄凉衰败，也恰是他此刻心理状态的形象写照。这两句把有形的蛛网、青苔和无形的心理活动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深邃的意境。“结眉”意即紧锁眉头，“结”字正好和蛛网相关联，构思很巧妙；而“沥思”一词更为形象生动，表明那不尽的哀思是从诗人心灵深处一点一滴流滴出来的，是凝结着深切的、全部的爱的。两句用笔奇巧而浑然无迹，体现了江淹的卓越才思。
“鬓局将成葆，带减不须摧”，鬓发犹如杂草般屈曲蓬乱，形体也日见消瘦，以致衣带显得宽缓了许多，而诗人也无心去收紧。诗人在这两句中描绘了自己的形象，读者仿佛看到了他那形容憔悴、哀毁骨立的模样。失去亲人的痛苦使他无心顾及自己的仪容甚至健康，可见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重。
“我心若涵烟，葐蒀满中怀”，葐蒀，烟气氤氲貌。诗人只觉得心怀中像是包涵了一腔烟气，那烟在胸中屈曲盘折、流动不定、四处撞击、无时或止。这两句用葐蒀烟气来形容诗人哀思的缠绵婉转和触处皆是，手法极其精妙，可使人产生无穷联想。全诗语气平稳，没有什么波澜，但读后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充满胸怀的哀伤之情。江淹诗歌中的抒情多数如此，没有激烈慷慨的喷发，却有含蓄深沉、持久蕴藉的感染力。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